巴黎——從布豐到居維葉
在生物學歷史上某些研究中心的迅速興起是常有的事。十六、十七世紀義大利北部的大學就是一個例子，19世紀後半期德國一些大學的興起是第二個例子，從布豐（1749）到居維葉（1832）的巴黎則是第三個例子。關於群星爛燦的巴黎的主要科學家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將在有關章節中介紹，這裡只單獨提出拉馬克（1744—1829），因為他提出的進化學說（首先在1800年的《Discours》中提出）徹底地背離了舊傳統。
一般常說只有青年人才具有革命的新思維，然而拉馬克是在年過五十之後才顯示了他的異端思想。他對地質學的研究使他認識到地球非常古老，而地球上的環境條件則不斷發生變化。他充分認識到生物對環境的適應，因而就勢必只能作出這樣的結論。生物為了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環境，生物本身就必須改變。他通過將第三紀地層軟體動物化石與現代軟體動物比較證實了這一結論。拉馬克根據這些提出了轉化（transformation）學說（1809），即生物具有力求完善自身以適應環境變化的內在趨勢。然而所有這些解釋事實上皆告失敗，因為他所依據的是獲得性狀遺傳之類的傳統信念。拉馬克雖然遭到居維葉刻薄的批判，但他的著作影響了很多讀者，包括（退化器官的）《遺迹》一書的作者錢伯斯。儘管面臨著各種非難，拉馬克無疑地仍然為達爾文鋪平了道路。由於拉馬克對植物學，無脊椎動物分類以及有關生物學知識的多方面貢獻，即使沒有他的進化學說，他在生物學史上也佔有一定位置，享有應得的榮譽。
由於拉馬克的進化學說（1800，1809）以及他於1802年新創了「biology」（生物學）這個詞（Burdach於1800年，Treviranus於1802年也分別提出過），因而有時認為是他把生物學引進到一個新時代。從廣泛的生物科學來說並不支持這種說法。拉馬克的進化學說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且「生物學」這個詞的新創並沒有創造出生物學「科學」。
18世紀早期實際上並沒有生物學這門科學，儘管當時已經有了拉馬克的宏偉計畫（Grasse，1940）和德國自然哲學派的某些著作。上述的這些不過是有待建立的生物學的計畫書而已。當時只有博物學和醫用生理學。生物學的統一還有待於進化生物學的建立以及細胞學這樣一些學科的發展。
拉馬克的強勁對手是居維葉（1769－1832），後者對科學的供獻多不勝舉。他建立了古生物學（化石學），他對巴黎地層古脊椎動物區系的分析對地層學作出的貢獻與英國的WilliamSmith的研究同樣重要。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居維葉在比較解剖學方面的研究並否定了自然界階梯的概念。當傑弗萊（GeoffroySaint Hilaite）企圖重新復活整個動物界統一結構方案概念時，居維葉對之予以毀滅性的抨擊。他和傑弗萊之間的所謂「學院辯論」（Academy dispute，1831）並不是關於進化的問題（人們有時這樣認為）而是一切動物的結構設計究竟能否簡化成一個單一的原始模式的問題。
居維葉對他的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利害參半的影響。他激勵了比較解剖學的研究（在德國的影響比在法國更大）和古生物學研究，然而他的保守思想也影響了法國的幾代生物學家。因此，進化思想雖然是拉馬克首先提出的，然而在法國卻比在其它熱衷於科學的歐洲國家經歷了更艱難的歷程才被接受。居維葉在進化學說史上扮演的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滑稽角色。他運用他的全部知識和邏輯力量來反對進化思想的最初代表者拉馬克，然而他自己在比較解剖學，系統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卻為隨後服膺堅信進化論（進化主義）的人提供了最有價值的證據。
3．617世紀到19世紀科學的興起
在17世紀到19世紀這三百年中發生了很多事情，然而其因果關係往往不可能弄清楚。
使用拉丁語的學者在各個國家之間旅行、講學的情況在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很普遍，然而從17世紀以後這種情況急劇減少，隨之拉丁語的流行程度也明顯下降。結果是，科學中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傾向抬頭，在學術文獻中使用民族語言也助長了這種傾向。用外國文字發表著的作越來越少地被用作參考。這種狹隘的地域觀念到了十九世紀達到高峰，這樣一來每個國家就有了自己的理性背景和精神狀態。
在西方歷史上也許沒有其它的時代比1790至1860年更能體察到國家氣質的不同。英國是經驗主義佔主導地位。它以威廉·奧克姆（William of ockham）的唯名論傳統為基礎，並主要由約翰·洛克加以發展；18世紀的化學家赫爾、布萊克、卡文迪什以及普萊斯特雷等都奉行這種經驗主義。在法國先是革命的暴力，隨著恢複了帝制，以後接著而來的便是極端的反動。雖然自然神學和教會並沒有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然而透過居維葉可以明顯地覺察到保守主義氣息。在德國情況就完全不同。經過十七、十八世紀的大規模審判和城奪權利之後又表現了新的熱情，首先是古典崇拜，隨後是以毫自然哲學派（由謝林、奧肯、卡洛斯等人發起）為代表的浪漫主義運動。和法國相似，大約在178O年以危物理神學即不再顯示作用。英國則完全相反，自然神學佔有完全統治地位。
科學，特別是生物學，不受重視，幾乎完全由業餘愛好者從事研究。以上這些就是達爾文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
科學的職業化在法國約在1789年革命之後才開始，德國也大致如此（Mendelsohn，1964），然而在英國則遲至19世紀中葉。我們現在關於科學的概念以及科學研究大多都是在德國的大學中發展起來的。is世紀30年代在德國建立了教學實驗室（由Purk－inje，Liebig，Leuckart等分別建立）。德國的大學在19世紀較之其它國家更重視研究並頒發較高的學位。純理論科學與應用知識在德國並無矛盾，而且德國的大學制度與工藝學徒制度十分相似。這大大鼓舞了鬥爭上游與取得成就的奮發精神。
當科學在美國開始繁榮並在大學中設立研究院時主要採用了德國的大學制度。19世紀後期科學家在各國之間的大規模流動時現象又重新開始，在這方面義大利那不勒斯海洋生物站起了重要作用。科學再度成為真正世界性（國際性）的，這對美國實驗生物學的發展發生了重要影響（Alien，1960）。
最後還要提到有關地區性問題。從中15世紀末直到19世紀幾乎所有的生物學方面的主要進展都來自六、七個國家。生物學研究中心最初在義大利，隨後轉移到瑞士，法國，荷蘭，然後是瑞典，最後移到德國和英國。科學人員的流動一直不停，而且主要由於經濟或社會原因總有某個國家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例如，19世紀德國在生物學上領先的原因之一是在德國大學中最早建立了動物學，植物學和生理兮（歐文是英國的第一位職業生物學神職人員或醫生講授），動物學就職業化了。
科學出版物
直到19世紀，科學進展很綴其分科在一個時期往往只有一個研究人員是如此之少因而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當他發現別人（思想時不禁大吃一驚。當很多大而開始了生物學職業化時，每個家，這樣一來，科學著作就呈現專家數量的增加使生物學出版物的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Juliussachs在他寫的植物學史中曾指出這種變化發生在19世紀前半期。18世紀科學出版物的特點是篇幅多、部頭大，如市豐的吃自然史，（Histoir。naturelle），林奈的《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到了19世紀就開始出版較短的專著，更重要的是出現了短的雜誌文章。這就要求有更多的新雜誌。到1830年只有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和其它科學院的出版物以及象《葛丁格科學新聞》（Gottinger Wissenschaftliachrich－ten）之類的雜誌。19世紀則有動物學會，林奈學會，倫敦的地質學會等一些專業性學會開始出版刊物。還出現了蒙《Annalsand Magazine》，《美國科學雜誌》，德國的《動物學雜誌》和《植物學年鑒》等。雖然現在還沒有關於生物學雜誌的歷史著作（史書），但生物學雜誌對生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則是毫無疑義的。
隨著現代生物學愈來愈專門化，《染色體》，《進化》，《生態學》，《動物心理學雜誌》（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子）成為了新發展的分支學科的集合點。現在幾十年發表的文章（以及文章的頁數）遠比先前整個生物學歷史時期的文章多得多。這就大大地擴展了和深化了生物學，然而如果要舉出十個最基本的生物學問題，我們可能就會發現其中多數問題是早在五十年前以至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