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畢阿合馬一案，忽必烈詔命真金太子參決朝政。真金力主改組中書省，由蒙古元勛後裔和禮霍孫出任中書省右丞相，主持朝政。
入朝視事那天，真金語重心長地叮囑和禮霍孫：「你此次出任中書省右丞相，凡於國於民有利者，一定要堅持實行。如果遇到阻礙，我當全力支持你。」
和禮霍孫欣然受命：「臣願效犬馬之勞，輔弼朝政，匡正國事。」
接著，真金又召見了朝中漢人儒臣，要他們恪盡職守，盡情施展平生所學。
短短數日，真金不失時機，改弦更張，朝廷氣象為之一新。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禮霍孫推行的「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越來越難在短期內滿足元王朝日益增長的財政需要，這種狀況逐漸引起了忽必烈對和禮霍孫的不滿，新的矛盾又擺在真金的面前。
阿合馬死後，元廷諸臣多諱言財利之事。縱有個別趨利言財之官吏，卻因所獻之策不能滿足國家龐大的財政需求而被擱置。一日，總制院使桑哥上朝奏事，舉薦江西榷茶運使、河北大名人氏盧世榮廣有才術，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忽必烈大喜，當即下旨召見盧世榮。
阿合馬當政期間，盧世榮以賄賂進用。但此人胸有城府，上任之後為人低調，對與阿合馬的關係更是避而不談，因此，當許多官吏受阿合馬一案牽連被紛紛罷官免職時，他卻幸運地成為少數幾個躲過了風頭的留任官員。
盧世榮絕不是一個甘於久居人下的人物，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證明自己的才能。當忽必烈萌生了另擇善於理財之臣，以替代書生氣十足的和禮霍孫的念頭時，盧世榮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天賜良機。
果然，盧世榮的奏章贏得了忽必烈的重視，他當即召集包括真金、和禮霍孫、安童、盧世榮在內的朝中宰輔大臣進行「廷辯」。「廷辯」是歷任蒙古大汗都會採用的一種集思廣益的方式，可謂「民主」的雛形，「廷辯」中，每個人都可以直抒己見，但只有勝利的一方方有機會按照自己的設想施展才幹和抱負。
盧世榮的口才在「廷辯」中可謂發揮到了極致，在近三個時辰唇槍舌劍的交鋒後，忽必烈裁定盧世榮勝利，併當即委以盧世榮中書省右丞一職，這樣，盧世榮就從正五品一躍而為正二品。和禮霍孫暫時仍留在中書省，另行聽用。
真金很明白，盧世榮能在「廷辯」中一舉擊敗和禮霍孫，而得到父汗重用，其真正原因在於，「漢法派」因竭力推行儒家的「節用」、「愛民」思想，以致全盤否定了「理財派」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這樣，他們就在「義」、「利」之爭中將自己可悲地推向了充實國庫這一既定政策的對立面，也使忽必烈不得不將支持的籌碼傾向於朝中的「理財派」。
真金本質上是一位務實的人，他多年來忠實地踐行漢法不假，但與此同時，他也希望能夠找到一條可以富國強民的途徑，從而滿足父汗的財政需要。他所苦惱的是，在「漢法派」與「理財派」曠日持久的鬥爭當中，竟然沒有一條中間道路可走，總是非此即彼，輪流坐莊，結果呢，往往成果未顯，弊端已生。
其實，此次「廷辯」的結果，早在真金的預料當中。即便如此，他又能怎麼樣呢？自母后去世之後，他一直在飽受疾病的困擾，雖然，為了國家，為了理想，他一直勉力支撐，親力親為，但他終究有些力不從心了。
現在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或許是讓盧世榮放手一試。
作為改革的第一步，盧世榮奏罷御史台，改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使兼錢穀。儘管御史台及諸多廷臣反對，忽必烈仍從其言。盧世榮又奏請立規措所，經營錢穀財賦。盧世榮的所作所為旨在裁抑權勢侵利，欲奪宗王、貴胄之權力歸於政府，但在實際操作中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且由於過分征斂，反對者比比皆是。
同時，盧世榮的許多理財措施不可避免地觸動了豪門貴族的利益，這些人聯名彈劾他是阿合馬的死黨親信，彈劾他過去有貪贓劣跡，執政後所奏條陳多無成效。並昭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為，無法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為後慮。
接著，盧世榮的許多不法行為也被揭發出來。盧世榮經群臣羅列的罪名，比阿合馬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之盧世榮的施政措施經過數月的實踐證明只是一紙空文，思慮再三，忽必烈不得不頒旨：罷盧世榮中書宰輔，改由總制院使桑哥接替其職。
桑哥終於等來了他夢寐以求的機會。
但桑哥不是阿合馬。儘管桑哥承認，阿合馬的理財措施在許多方面都有可取之處，甚至可能就是他未來理財的樣本，但他不會馬上這樣做，他必須讓忽必烈和真金兩個人都對他感到放心，尤其是真金太子。他太多地領教了真金的威嚴和威信，他絕不想成為第二個阿合馬或盧世榮。
因此，哪怕真金太子因身體不適之故較少入朝視事，他也不會恣意放縱、胡作非為，每時每刻，他都在提醒自己：謹慎，再謹慎。除非某一天，所有的障礙都不復存在，他才可以放開手腳，搏出一片真正屬於他——桑哥的天地。
此時的真金，對桑哥的野心尚無任何覺察。他平素與桑哥交往不多，對桑哥不存在絲毫成見，甚至還有幾分好感。桑哥畢竟是帝師八思巴生前最信任、最看重的弟子，再說，桑哥確非碌碌無為之輩。
有兩件事足以證明桑哥的才能：一是蒙古自立國以來，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乃既定國策，對此，桑哥不遺餘力地加以貫徹和執行。有了這個基礎，在桑哥任總制院使期間，除藏區個別的教派之爭一時無法有效調停外，其餘各教派都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條，教與教之間和平共處、鮮有爭執。二是至元十七年，當帝師八思巴被素有野心的本教「本欽」貢噶桑波陰謀毒害後，又是桑哥引七萬大軍入藏，與躲藏於烏思藏地區據險而守的貢噶桑波叛軍展開對決。面對佔有地利、人和之便的叛軍和心存疑慮的藏民，桑哥頭腦清醒，指揮有方，不僅一舉襲破貢噶桑波的營寨，將叛首貢噶桑波斬首，而且親自督建了烏思藏地區被毀於戰火的寺廟，使川藏地區一度混亂的局勢迅速平復……正是基於對桑哥管理才能和軍事才能的認可，當父汗與他商議由桑哥接替盧世榮一職時，他才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
他哪裡能夠想到，這一切只不過都是表象。當他病逝之後，桑哥即憑藉忽必烈的信任，將有元以來的「聚斂」政策一步步推向頂峰，而桑哥與阿合馬，這兩個集才能、貪婪於一身，所作所為如出一轍的權臣，則永遠被載入歷史的另冊。
當然，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