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剛上班，一名售樓小姐風風火火地跑進來，她驚呼：「有一個小區和我們打擂台了。」
我問：「怎麼回事？」
這名售樓小姐指著遠處說：「你自己去看看吧，那裡也有了小區，蓋得可漂亮啦。」
她叫琪琪，一個長得像安琪兒一樣漂亮的女孩子。
我走出售樓部，沿著還沒有來得及鋪設柏油的黃泥路面向前走，看到距離「薔薇花園」幾百米的地方，也修建了一座小區。這段時間，我經常從這裡路過，那座小區剛開始修建的時候，不顯山不露水，就像一個蓬頭垢面的討飯丫頭，而最近，當圍牆建起來，小區的綠化布置起來，我才驚訝地發現，討飯丫頭變成了豐滿少婦，那座小區的環境與「薔薇花園」不相上下。
我走進小區，可是，看到偌大的小區里，居然沒有售樓部。幾名建築工人正在清理垃圾，遠處還有幾名工人在拆除腳手架，一名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工人推著小車走過來，小車裡裝滿了垃圾。我問他：「這裡的房子怎麼賣？怎麼連個售樓小姐都看不到？」
他說：「這是限價房，不對外賣的，都是生活貧窮的人才能在這裡居住。聽說房子都分好了。」
我感到驚訝，買不起房子的人能夠住在這麼好的小區里，住在這樣優雅的環境里，誰也不會想到的。這座城市裡的窮人真幸福啊。
那名工人推著小推車繼續向前走去，我又問了一句：「這裡的房子多少錢一平方米啊？」
他說：「不到兩千。」
我感嘆不已，窮人僅用三分之一的價格，就能買到和「薔薇花園」一樣高檔的房子。我當時真有點沐浴在陽光里的感覺，差點就要熱淚盈眶了。
我是在一年後再次回到家鄉的這座城市後，再次來到這座限價房的小區時，才恍然大悟。我看到了，應該是貧苦人居住的小區里，停滿了各種高檔車子，從小區門口魚貫出入的，都是一些腦滿腸肥的人，他們腋下夾著黑色的棕色的小包，一個個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他們和我們印象中的窮苦人大相徑庭。
莫非這座城市的窮人都脫貧致富了？都過上了傳說中的幸福生活？都食有魚出有車？
後來，我詢問了保安，保安才告訴我，這裡確實是限價房，本來是要出售給那些買不起房子的市民，沒想到卻被一些人捷足先登，一人買了一套，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啊，他們最先了解最新頒布的條例政策，他們在政策還沒有實施的時候，已經鑽了政策的空子。
他們明明知道這是給城市窮人修建的限價房，是政府用錢來補貼的房子，他們不是窮人，他們是先富裕起來的一群人，但是，因為這樣的房子有利可圖，他們就冒充窮人，以合法完善的手續，以市價三分之一的價格，購買了這樣一座房子。還有些人將到手的限價房轉手倒賣，一下子就賺了幾十萬。而這幾十萬，是這座城市絕大多數人奮鬥一輩子也無法賺到的啊。
那天，我還在這裡見到了一位超市經理，據說他的名字都上了富翁排行榜，這名超市經理紅光滿面，神采奕奕，他也有一套限價房。超市經理在不到1000米的距離內，就有了兩處房產。
後來，我還聽到了「薔薇花園」的秘密。這是三年後，我重返這座城市的時候。我遇到了華舟，華舟是社科院一名副研究員。
「薔薇花園」的老闆叫鄭途，他的哥哥是這座城市一家很大的公司董事長鄭岷。
鄭岷在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樹大根深，黨羽眾多，成了這座城市炙手可熱的人物。歷屆領導換了好多茬，鄭岷因為深諳官場之道，所以這幾十年來都安然無恙。
「薔薇花園」幾乎是以零價格在本市的土地機構手中拿地的，又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了各種審批手續，牽涉到房地產的所有部門和機構：規劃、土地、城建、房管、消防等，鄭岷都能搞掂。
我說：「怪不得『薔薇花園』有那麼大的能量，原來背後有人啊。」
我又問：「現在鄭岷還是公司董事長嗎？」
華舟說：「去年鄭岷已經退休了，平安著陸。他退休後，終於受到了調查，就在準備抓捕他的時候，他卻溜到了加拿大，而他的全家早在他為官的時候，就已經在加拿大生活。他們全家帶走了幾十億的國家財產。鄭途也去了加拿大，也捲走了幾十億。他們在加拿大都過著闊佬的生活，這些錢足夠他們在加拿大生活幾百輩子。」
我問：「都是哪些人移民國外？他們為什麼要移民國外？」
華舟說：「現在從國內移民國外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企業領導，一種是富翁。因為移民國外最少也需要300萬元人民幣，普通人是根本沒有這個經濟實力的。移民國外，有很多種考慮，但是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為了逃脫懲罰，這些人的錢都來得不幹凈，他們轉移財產到國外，黑金漂白，此後就能過上非常奢侈的生活，因為法律和制度等對接上的原因，這些人在國外窮奢極欲，而國內法律卻無可奈何。河南省的三任煙草局長先後移民國外，很多省份的建設部門官員爭先移民，現在每年有幾十萬中國人移民，這裡面就有一部分是官員和企業領導。還有一些人說，移民國外是基於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考慮。在國外，人和人之間的那種關係比較簡單，沒有迎來送往，沒有溜須拍馬和委曲求全，也沒有必要違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更重要的還有食品安全，在國內，任何一種食品可能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都添加了一些對人體有害的東西，吃雞爪可能會吃到福爾馬林，吃奶粉吃到了三聚氰胺，吃火鍋吃到了地溝油……這些情況在國外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這是最為人不齒的最違背道德的行為。」
移民海外，對於我等打工者是一個非常遙遠非常陌生的事情，這些年來，我一直掙扎在死亡線上，掙扎在溫飽線上，為了還債，為了能夠讓母親生活幸福，也為了能夠讓自己變成一個城市人而拚命努力。我沒有想到，當我為自己的存款單上的五位數字而努力工作的時候，他們的存款單上已經有了八位數字，當我為了能夠在這座城市有一份工作而看著別人眉高眼低的時候，人家卻已經離開了這座城市，過上了外國人的生活。
這種差距，我用幾十輩子的努力也無法彌補。他們的財富，是我幾百輩子的努力也難以企及的。
這就是貧富懸殊。
在我當售樓先生的那段時間裡，我還不知道這個行業的水到底有多深，我還不知道我供職的這家房地產公司有著這麼深的背景。
售樓部的門口經常有一個賣冰糖葫蘆的女子，滿臉皺紋，看起來很蒼老。為了照顧她的生意，我每天都會買她一串冰糖葫蘆，每次她把冰糖葫蘆遞到我的手中，都會慈祥地微笑著。我叫她王姐。
有一天，王姐沒有來上班；第二天，她還沒有來上班；此後的很多天，她都沒有來上班。
聽艾麗思說，王姐的兒子在高中上學，最近死於校園暴力，王姐萬念俱灰，她離開了這座城市，去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與世隔絕。
我問：「為什麼會這樣？」
琪琪說：「王姐的命運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運，說不定哪一天，王姐的命運就會降臨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
王姐已經五十多歲了，她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她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系著紅領巾走進了校園。老師說，紅領巾是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的，愛護紅領巾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王姐有一次過河的時候，紅領巾隨風飄進了河水中，童年的王姐牢記老師的話，奮不顧身地跳進河水中，只為了搶救一條鮮艷的紅領巾。王姐差點被淹死，是一名路過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王姐一家人始終不敢去見這個救命恩人，因為宣傳中說了，地富反壞右總是妄想變天，總是對我們國家懷有刻骨仇恨，他們是這個國家的敵人，他們救起貧下中農的孩子，一定是別有企圖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於一次殘酷的批鬥中，而童年的王姐最終沒有見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還有一次面臨死亡，是在官方所說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前期。那時候，王姐差點餓死。
後來，「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王姐那時候剛剛上初中，也跟著高年級的學生一起砸爛文物，焚燒書籍，批鬥老師，擠進火車裡瞻仰革命聖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為下車小便，火車突然開走了，將她和另幾名女同學丟在了深山老林里。她們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學被狼吃了，而其餘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這群被革命熱情燃燒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後還是喊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徒步趕到了韶山，站在偉大領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她們激動得淚流滿面，差點昏厥。
接著，偉大領袖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王姐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城市，來到廣闊天地里大煉紅心，最臟最苦的活兒，她總是爭著干搶著干，累得連月經都幾個月才來一次。那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