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略，占我東北，平津危急。為了守護國寶，決定將文物南遷。國寶南遷避寇，歷時十五年（1933—1947年），分為南遷、西遷與東歸三個階段。
南遷。日寇猖狂，北平告急。文物選遷籌措，已經大致就緒，南遷上海，租庫儲藏。規定期限，分為五批，通過鐵路——平漢、隴海、津浦、京滬等路，遷往上海，達18970箱。
1933年2月5日夜，故宮博物院在市政當局協助下，連夜將第一批南運古物2118箱裝上板車，集中到太和門前。天黑以後，運出午門，到前門火車站西站，路經之處，一律戒嚴。6日晨，這批古物共裝18節車皮運出北平。啟行前，行政院密令沿途軍警派員保護，交通部令沿線各鐵路局為故宮古物專列讓路。
不久，上海危急，這批文物又轉運南京，藏於朝天宮等處庫房，並改為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西遷。日寇南侵，滬寧震撼，南京分院庫存文物，有遭日寇焚掠之虞。經過研究，決定西遷。首批西遷文物，於1937年8月14日，就是在「淞滬抗戰」淞滬抗戰，又稱「八一三事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侵佔平津。於8月13日大舉進攻上海。中國第九集團軍在張治中率領下奮起抵抗。中國方面陸續調集6個集團軍70餘萬人參加會戰，日軍也逐次增加到總兵力9個師團22萬餘人。11月5日，日軍從杭州灣登陸，迂迴守軍側後，合圍上海。守軍被迫撤退。12日，淞滬陷落。（參見《辭海》「淞滬抗戰」條）開始的第二天，離開南京運往湖南長沙，旋由長沙轉貴州貴陽、安順，四川巴縣。第二、三兩批，溯江先運至湖北漢口，尋轉湖北宜昌，四川重慶、宜賓，而終遷於四川樂山安谷鄉。第四批渡江陸運，經津浦，在徐州轉隴海路，經鄭州、西安，直達寶雞；繼遷南鄭、成都，而終遷於四川峨眉。以箱件與麻包並計，西遷文物，四批綜合數為16697箱；以時計之，遷湘者最早，但到1944年12月18日，始遷到四川巴縣，比樂山、峨眉為最後。全部文物西遷，由啟運而底定，實際為七年零四個月。西遷國寶，過程漫長，事迹紛繁，歷時十年，地袤萬里，分為三路——南路、中路、北路。
先說南路始於遷湘，中經貴州貴陽、安順，終於四川巴縣。1937年8月14日，裝船離開南京；溯江而上，16日抵漢口。先擬水運，因時局緊張，輪運遲緩，或有不虞，改為陸運。18日裝車，由武昌開；19日，到長沙；21日，運入湖南大學圖書館。是為南路的一遷。
存湘期間，慮及空襲，曾依嶽麓山勢設計掘鑿石窟，開闢石室，務求萬全，且防潮濕。石室工事，如期完成。將要入窟儲藏，因日寇侵逼，威脅兩湖，又定轉遷貴州。是時，湘境交通工具，已經徵發一空。經月余時間，奔走呼籲，始獲成議：分批分段轉運——每批分兩段配車：長沙到桂林段，由湖南公路局撥長途客車三輛，湖南郵政撥載重卡車一輛；桂林到貴陽段，由廣西公路局撥車或租車五輛。首批裝文物36箱，於1938年1月12日離湘，15日抵桂林，27日易車前行，31日達貴陽；次批裝文物44箱，於1月24日離湘，29日抵桂林，2月5日易車前行，10日達貴陽。文物全部運達，暫存於城北官邸。之前，貴州省府曾指定城外仙人洞、觀音洞兩處。經履勘發現觀音洞隘小，箱不能入，終年滴水，異常潮濕；仙人洞位於山巔，登山路險，移運艱難，不夠容納：儲藏文物，均不適用。最後，找到民房十餘間，暫且租用。遂於4月2日將文物遷入儲藏。是為南路的二遷。
遷黔未久，密議再遷。時敵機肆虐，又議遷雲南。遷滇之議，因故作罷。再議遷到安順縣。幾經履勘，以安順縣境南門外華嚴洞尤為安全。洞距縣城1公里許，距省城95公里。洞既選定，即於洞內搭蓋板房，以瓦頂瀉滴水，以板地隔潮蒸，而期典守周密。工竣，遷儲。自1939年1月18日到23日而完成。是為南路的三遷。
1944年秋，日寇猖獗，佔領桂林，貴陽吃緊。12月15日，將安順的80箱文物，於18日啟程，再轉遷到距重慶約50公里的四川巴縣南鄉，時距抗戰勝利僅八個月。是為南路的四遷。
次說中路1937年11月初，淞滬前線，突然失利。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備遷文物，分路運離南京。中路水運兩批：首批，於11月19日從招商局江安輪辟出一部分艙位裝運4081箱，22日抵漢口；第二批，由英商黃浦輪續裝運5250箱，於12月3日解纜上駛，五日抵漢口：兩批遷漢文物共9331箱。此外，尚有其他47箱等。存英商平和央行倉庫。西遷的文物，存漢口未久，先後承運宜昌。自12月24日到1938年1月6日，陸續運清，綜計9386箱。是為一遷宜昌。
文物由漢遷渝，宜昌為轉運站。但宜昌以西，長江上游，水淺船小，遷運不易。首批於1938年1月9日啟運，然經十九批，歷時4個月，到5月22日，末批文物始運到重慶。遷渝文物，分存七庫：一、二庫，為法商吉利洋行堆棧；三、四、五、六庫，為瑞典商安達生洋行堆棧；七庫，為川康平民銀行倉庫。是為二遷重慶。
遷存重慶文物，再遷樂山安谷鄉。重慶到樂山，水路576公里。安谷鄉在縣城西南，距城約10公里。一再勘查，擇定一寺、六祠為遷儲倉庫。這批文物，又轉宜賓，溯江而西，遷到樂山。為避敵機轟炸，時間格外緊迫。僱用輪船裝運，兼雇民用木船，星夜裝船，陸續西遷。
於安谷，氣候潮濕，鼠蟻嚙蝕。選在祠堂離地高、不畏潮的戲台、後台、兩廂，儲存書畫、古籍、檔案。為防潮、防蛀、防火，安設格窗，以利通風；如為泥地，鋪設木炭、石灰，以減潮、殺蟲；各庫消防，安設滅火機，並備有射水器、蓄水缸，以及拉鉤、警鑼、沙簍，一一齊備。守護人員，日夜守護，檢潮曬晾，晴朗之日，未嘗間斷。西遷文物未受潮損，一因箱內樟腦丸存置充足，牛皮紙襯墊覆蓋周密；一因勤查勤曬，不使書畫、古籍有積潮氣蒸的機會。是為三遷安谷。
再說北路1937年11月，由南京始沿津浦路北行到徐州，轉隴海路西遷，經河南鄭州，到陝西寶雞，再南行轉徙，存於成都，終定峨眉。在寶雞車站，穿過路軌，兩車相撞，致車中公字第653號（寧1060號）黃瓷大碗一箱與第2540號（和135號）鐘錶、玻璃罩一箱，因震破碎。這是文物避寇期間不幸遭遇之一。還有眉山大火。1943年，縣城一家鴉片煙館，不小心起火。火勢蔓延，一個小廟道士被燒死，危及庫房。經拆掉臨近房子隔火，文物庫房，幸獲保全。
國寶南遷，除經常守護、核查、晾曬、防火外，其間，在寧、滬、渝、蓉、英、蘇等舉辦展覽。在樂山，地方文士苦於缺少書籍，派人抄錄善本書，如集部《眉庵集》、《頤山詩話》、《荊川集》、《李文公集》等。又抄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部分）。
國寶南遷，愛國精神，可歌可泣，令人感動。選其三，做介紹。
朱學侃（1907—1939年），安徽涇縣人，故宮文獻館工作人員。1937年11月隨中路文物西遷，輾轉到重慶。1939年春，奉令護送文物向樂山轉移，在玄壇廟裝運文物時，視察艙位，布置搬運，時天已晚，船艙昏暗，心切布置，失足踏虛，身墜艙底，重傷腦部，急送醫院，不及營救，氣絕而殉，是為護送國寶獻身的第一人，年僅32歲。葬於江南岸獅子山，為立碑，做紀念。
歐陽道達（1893—1976年），安徽黟（yī）縣漁亭鎮人，1919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留校任教。後參與點查故宮文物並在故宮工作，前後四十六年。參與故宮文物南遷的全過程。他在戰亂與動蕩中，無法照顧妻子。妻子回安徽鄉里時，在破廟裡生下兒子。後隨南遷文物輾轉到四川樂山安谷，長住八年，才接來妻子團聚。妻子生育時沒有醫生，他在家裡用剪子消毒後剪下新生兒臍帶接生。他有十個子女，生活艱辛，孤守文物，久客思鄉，日機轟炸，動蕩不安。一次日機轟炸時他正在路上，炸彈在其附近爆炸。還有一次，所在樓房被炸，他躲在屋內桌子下面。先生僥倖躲過人生兩劫。道達先生體現出故宮人的精神：「國寶到哪裡，故宮人到哪裡，故宮人的家就到哪裡。」直到抗戰勝利，全家隨西遷文物同返南京。他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但從未向家人道及。先後任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辦事處主任、故宮博物院檔案館主任。1950年撰寫《故宮文物避寇記》，小楷毛筆字，書寫工整，敘述清晰，八萬餘字，體現出「視文物國寶為生命」的故宮人情懷。先生文稿塵封近60年，鄭欣淼院長在2009年見到這卷檔案後，「既驚又喜」，當即決定出版，並寫序言贊稱：歐陽道達先生的著作可填補國寶遷徙史之空白，是一部最好的文物南遷史料性作品。
那志良（1908—1998年），滿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