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皇子，歷史教訓，實在深刻，值得思考。
第一，皇子制度，制定有因。一項制度的制定，既要考慮當時需要，又要考慮可持續性。明清皇子制度，自有制定緣由。但是，時過境遷，需要變通。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御史林潤就尖銳指出：天下最大弊病，在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米400萬石，而諸王祿米凡853萬石。以山西、河南為例，存留米236.3萬石，而宗室祿米504萬石，即使沒有災害，歲輸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愈加繁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何況還有官吏祿米和軍隊糧餉！到明中期出現嚴重局面：「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為寒心。」（《明世宗實錄》卷五百十四）國家難以養活日益繁衍的皇帝宗室。清朝晚期，八旗子弟，無地可分，遊手好閒，難以糊口，明朝宗室問題，又在重複上演。
第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福王常洵去藩，要莊田四萬頃。宰相葉向高說：「天下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朝廷亦無田矣。」萬曆帝命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福王莊田，至四萬頃。王府官及諸太監丈地徵稅，豢養僕役以萬計，駕帖捕民，格殺庄佃，漁斂慘毒，耳不忍聞。天啟時，諸王、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雲。」（《明史·食貨志一》卷七十七）藩王還掌控食鹽專利，設店洛陽，王府專營，任意定價，民何以堪？（《資治通鑒三編》）朱元璋讓其子孫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福祿終身，世代富貴。清朝更有過之，不僅宗室，而且八旗，都是「鐵杆莊稼」——旱澇保收。明清皇帝對其宗室，初衷為愛之，終則實害之——既害子孫，更敗江山。
第三，時進未進，勢變未變。明朝封藩制度，戶口日繁，土地日少。隆慶二年（1568年），尚書王世貞奏道：「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書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近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沒有犯罪，困於一城，絕其仕路，坐享其成。奏請宗室人員，分居州縣，從事農商，科舉考試。疏奏上，不採納。
隆慶三年（1569年）五月，禮部郎中戚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繼，今不密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國初親郡王將軍才49位，女才9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但沒有太多。而當時祿已不能全給。今已二百年，《玉牒》見存者28492位，比國初增了千倍！十年之後，當更嚴重！怎麼辦呢？一種議者說改革，另一種議者說「祖制不敢擅更」。其實，後者不明一個道理：「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時高皇帝分封諸王，為國屏翰，此一時也；成祖靖難之後，防範滋密，此又一時也；而後，諸王驕侈漸多，不法者國除，此又一時也；再後出現「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強者劫奪於郊衢，弱者竄入於輿皂」的慘狀，此又一時也。國初親王祿五萬石，不久減為萬石，後有的給五百石，可見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有的五千石，有的二千石，有的僅七百石，又可見成祖也不盡守祖訓矣！於是，戚元佐提出議限封爵、議繼嗣、議主君、議冒費和議擅婚五事。譬如，有貧窮宗室，隱瞞姓名、身份，做傭工，任夫役，他們大公正道，何辱之有！有的可與民間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科考，或種田經商，從便生理。又如，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應加以限制，奉國中尉以下，只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五世而止。再如，今男封既有限制，女封也應限制——親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等等。婚資給銀親王者二百兩，郡王者一百兩，以下類推。再如，自今以後妾等所生之子，只給賜名，不給口糧，士農工商，仍聽自便。疏入，批轉到部。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內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例以聞。（《明穆宗實錄》卷三十二）最後呢？諸王反對，「且格不行」。（《明穆宗實錄》卷三十八）明清皇子制度，時進未進，勢變未變，落後時勢，終被淘汰。
一項基本制度的制定，既要考慮當時所需，更要考量可持續性。制度穩定，時勢在變。有兩種態度：時進不進，勢變不變；與時俱進，隨勢而變。「祖制不敢擅更」，說得也是；「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得更是。從眼下看，不變為好；從長遠看，以變為好。不變會引發巨變，吃虧的還是拒變者。明清皇子制度的教訓，值得後人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