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性格的一個特點是：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崇禎帝認為：明朝覆亡原因，都由「諸臣誤朕」！他臨死還不認錯，也不自省。許多人同情崇禎帝，認為他還是一個勤政之君，他的悲劇原因之一，在於「生不逢時」。時勢雖不能違逆，但可以順應。崇禎帝登極後，殺了太監魏忠賢，卻啟用太監高起潛等，對於宦官頑症問題，換湯不換藥，改革無決心，僅做個案處理，沒做制度改革。
崇禎十七年（1644年），在嚴峻形勢面前，他重用太監：命太監高起潛監軍山海關，太監杜勛鎮守宣府，太監曹化淳守廣寧門（今廣安門），太監王承恩提督京師全城防守。太監杜勛到任宣府後，不率眾堅守，卻立即「降賊」。廷臣要追究責任，崇禎帝受太監假情報的蒙蔽，傳旨：「杜勛罵賊殉難，予蔭祠。」不僅不加懲治，還建廟祠祭祀。不久，李自成帶著杜勛到廣寧門外，還有原在西安的秦王，在太原的晉王，也被押在廣寧門外。杜勛在城下呼喊，要進城，見皇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守城的是太監，見城下呼喊的也是太監，就把太監杜勛用吊筐提到城牆上，同入大內。杜勛見崇禎帝，「盛稱賊勢，勸帝自為計」。崇禎帝左右大臣，請扣留他們，杜勛說：「不可，如果不返，則二王危。」於是，將他們放出，還是用繩吊筐縋下。杜勛還在廣寧門做策反：「吾曹富貴固在也！」鼓動大家都投降。不久，農民軍攻打廣寧門，太監曹化淳打開城門投降，此是後話。崇禎帝用人的一大特點是：對太監是三個字：信，信，信；對忠良大臣也是三個字：殺，殺，殺！
一殺王洽。明崇禎朝六部中的兵部，第一個下獄死的是兵部尚書王洽。王洽，臨邑（今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人，萬曆進士。王洽貌美：「儀錶頎（qí）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清廉：「其廉能為一方最」，既廉潔、又能幹，是一方官吏中最為優秀的。王洽官工部侍郎，主持部務。崇禎元年（1628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免，崇禎帝召見群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明史·王洽傳》卷二百五十七）崇禎帝任命王洽為兵部尚書。王洽上任不到一年，就是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八旗軍由大安口攻入，過通州，到京城，北京戒嚴。十一月，崇禎帝深感憂慮，召集廷臣，商討對策。這時，侍郎周延儒言：「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強敵宵遁。」意思是說，當年蒙古俺達兵臨北京城下，嘉靖帝下令將兵部尚書丁汝夔斬首——「即日斬於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明史·丁汝夔傳》卷二百四）於是，官兵震動，敵軍撤退。暗示這次皇太極兵臨城下，首要的是將兵部尚書王洽斬首，以振奮將士守城禦敵的決心。崇禎帝點頭，將王洽下獄。王洽這位兵部尚書，上任不到一年，雖有責任，卻無死罪！次年四月，王洽死於獄中，死了還不算，還要「尋論罪，復坐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中最嚴重的一種，包括梟首、腰斬、剖腹、鑊烹、車裂、磔死等，崇禎帝將王洽大辟處死。
二殺袁崇煥。袁崇煥也是掛兵部尚書銜、薊遼督師，在皇太極率領八旗軍攻打北京城時，崇禎帝中皇太極「反間計」，惱羞成怒，不聽大臣懇請慎重，「敵在城下，非他時比」的諫言，先將袁崇煥下獄，後將袁崇煥凌遲處死。
三殺陳新甲。陳新甲，四川長壽（今重慶市長壽區）人，萬曆舉人，知曉邊事，以才能著。史書稱他辦事幹練：「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崇禎十三年（1640年）正月，為兵部尚書。明朝自弘治以後，非進士出身，不能官尚書。但形勢危殆，諸大臣不願任兵部尚書，陳新甲才獲任此職。當時的局勢，南北交困，內外危機。崇禎帝開始秘密同皇太極進行議和。陳新甲為兵部尚書，受命遣使關外，負責這項工作，但朝廷官員不知。崇禎帝先後手寫書信數十封，交陳新甲同皇太極聯繫，告誡他千萬不能泄露。一日，陳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回京，以機密文件報告。陳新甲深夜看完報告後，沒有收起來，放在几案上。第二天早晨，陳新甲的家僮誤以為是塘報稿（「塘報」相當於現代的《內部簡報》），交付出去，進行抄傳。於是，朝廷上下，輿論嘩然。崇禎帝下嚴旨，命陳新甲回奏。陳新甲不但不引罪，反而誇功——這就使君臣矛盾激化。崇禎帝覽奏大怒，將陳新甲下獄。陳新甲在獄中派家人上下行賄求人營救，沒有結果。有的大學士營救，說：「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奏上，不聽。崇禎十五年（1642年）八月，將陳新甲凌遲處死。（《明史·陳新甲傳》卷二百五十七）
崇禎朝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王洽、袁崇煥、陳新甲三人都慘遭磔刑，千刀萬剮，不得完屍。崇禎帝剛愎自用，不聽諫言，專制獨斷，酷刑大臣，必自食其果。唐太宗說：用功不如用過。崇禎帝如有唐太宗的大度與胸懷，對王洽、袁崇煥、陳新甲等，不僅能用其功，而且能用其過，那麼，大明江山會是另一番局面，至少不會由自己演出「末日瘋狂」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