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蘇常熟（今常熟市）人，就是人們盡知的《沙家浜》故事發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書香門第。翁氏一門，兩朝宰相，兩代帝師，兩位狀元，兄弟巡撫，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麼特點呢？
耕讀之家。翁家有一副對聯：上聯是綿世澤莫如為善，下聯是振家聲還是讀書。上聯說的是做人，下聯說的是修身。
翁心存（1791—1862年），出身耕讀之家。父親翁咸封家境貧寒，節衣縮食，勤苦讀書，中乾隆舉人，為海州（今連雲港市）學正（教育局長）。心存用功讀書，考中進士。但是，翁心存痛失狀元：宰相英和主試，定江蘇翁心存為一甲一名，但另一人提議定為廣東人，英不同意。在關鍵時刻，英身體不適，請同仁完卷，竟將翁卷放在一邊，於是翁心存失去狀元。（英和《恩福堂筆記》）而其子同龢、孫曾源為狀元。史稱：「郁之愈久，發之愈光。」（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六）後在上書房，做皇子老師。翁心存為皇六子恭親王奕的老師，這是他後來仕途宏達的關鍵。他是道光、咸豐兩朝重臣，官階逐步高升——由順天府尹，歷官工、刑、兵、吏、戶五個部的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在朝與肅順（後為咸豐帝顧命大臣）同官，但二人不和。肅順等興起戶部大獄，差點要了他的命，先議降五級，後革職留任。咸豐帝死，同治帝立，恭親王奕？輔政，他得到起用。不久，病死。有《知止齋日記》（手稿）藏國家圖書館。他的夫人許氏「通詩、易，五經大義，尤好觀史」。（翁同龢《先母事略》）不僅教子讀書，還教子做人，家訓是：「行好事，做好人。」
幸為帝師。翁同龢（1830—1904年），上有兩個哥哥：長兄同書，進士，官安徽巡撫；次兄同爵，官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同龢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常熟讀書，春天虞山百花盛開，卻不出書房一步；夏天酷熱蚊子叮咬，他在几案下放個大瓮，把腳泡在瓮里——既消暑又防蚊；冬天，手持銅爐，誦讀不輟。同龢26歲中狀元。先後任同治帝、光緒帝的老師。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刑部、工部和戶部的尚書，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緒帝「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龢傳》卷四百三十六）他在刑部任職時，處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此案先經省、府、縣三級，七審七結，但浙江官員三十多人聯名上告，慈禧太后命重審。翁同龢親自訪查，查閱案卷，反覆議商，奏報慈禧，此案三年，最後平反。翁同龢在中法、中日之戰的主戰與主和，在戊戌變法中的態度，學界有不同聲音。在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囚禁，翁同龢被革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清德宗實錄》卷四百三十二）
晚年悲涼。翁同龢生命的最後10年，不是回家頤養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動受到監視與限制，還要到縣衙去「聽訓」。他隨時等待慈禧太后一不高興，或懿旨自裁，或抄家問罪。他為表現不問政治，不與友朋往來——「燈市繁華常避影，酒場熱鬧早抽身」。他還在家鄉常熟西山祖墓旁蓋一座屋宇，名「瓶廬」，寓意是「守口如瓶」，結廬隱居。院中設置正方形石板一塊，重大節日在石板上遙向北京紫禁城叩頭。晚上也不安寧，常「中夜驚起」，「夢聞霹靂」。過著「與魚鳥相親」、「寂寞似孤僧」的生活。翁同龢在家做了兩件事：一是購買一口快刀，二是屋旁挖一眼井，準備隨時以刀自裁或投井自盡。
《左傳》說：「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升遷，因為他們是帝王之師——恭親王、同治帝、光緒帝的老師；光緒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翁同龢自然也跟著革職還鄉。不過，翁同龢給慈安和慈禧兩宮太后講過課，所以慈禧最後給他留了一條活路，沒有賜他自裁。他在江蘇常熟的故居，名「綵衣堂」，保存尚好，今為翁同龢紀念館。
給人點燃一盞善燈，為己留下一縷光明。翁同龢愛才、重才、惜才、舉才。翁同龢識拔張謇，終成狀元，是清代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當年張謇科舉考試，屢試不中，失去信心，經濟拮据，改從實業，放棄科舉。翁同龢不僅給予經濟支持，而且予以精神鼓勵。光緒十一年（1885年）張謇赴北京應順天鄉試，翁為主考官。試前，翁親到張住處東單牌樓關帝廟探訪，考試後親閱張的試卷，錄為舉人第二名。光緒二十年（1894年），42歲的張謇最後一次赴京參加會試，中貢士第十名。殿試時，翁命收卷官等候張交卷，直送他手裡。翁親閱張謇試卷，評語為「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次日評定前十名次序，相傳翁將張謇試卷放在最上面，又向帝力薦，光緒帝欽定，張謇中本恩科狀元。後翁同龢落魄回鄉，想結廬隱居，但無錢構築。張謇仗義而為，給予資助，得以建成。另一門生是張元濟，光緒十八年（1892年）進士，後為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主持涵芬樓影印出版《瓶廬叢稿》和《翁文恭公日記》，今有中華書局《翁同龢日記》點校本，使翁同龢著述得以廣為傳播。
由上，張英和張廷玉，劉統勛和劉墉，翁心存和翁同龢三對父子，能夠成為父子宰相，其原因何在，其借鑒何在？
第一，他們多處於政局穩定、崇尚文化的時代，又都有南書房、上書房的經歷，既接近皇權核心，又為接班皇子的恩師。
第二，他們多生於文化發達、書香濃郁的地域。在明清時期，全國每縣平均出進士30餘人，其中山東諸城（現為縣級市）有131位進士，安徽桐城（現為縣級市）據市圖書館吳青館長統計有236位進士、1位狀元，江蘇常熟（現為縣級市）據市圖書館包岐峰館長統計則有395位進士、6位狀元。可見，一個書香城市，對於一個青年、一個學子的成才有多麼重要！
第三，他們多長於重視積善、洋溢書香的家庭。張英一門，有24位進士（桐城博物館張澤國館長提供數據）；翁家先後有11位進士、2位狀元、1位探花（翁同龢紀念館王忠良館長提供數據）。他們都有一個清雅的書香家庭：「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畫奇書。」
第四，他們多善於以史為鏡、修鍊官場的智慧。大學士不僅能決疑定計，而且能慎密通敏——「勝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則以其通敏。慎密則不泄，通敏則不滯，不滯不泄，樞機之責盡矣」。他們都律己自戒，以史為鏡：「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清史稿·孫嘉淦傳》卷三百三）
總之，張英與張廷玉，劉統勛與劉墉，翁心存與翁同龢，其成功的一面，還是那句古訓：「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所以，多積善事，勤奮讀書，是他們人生成功的共因；花開必謝，富久生驕，是他們後世衰敗的同果。
一般說來，高官顯宦，富商大賈，不過三代。劉統勛三代，翁心存四代，張英六代——「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為講官」，這算是特例。內閣大堂是大學士個人浮沉和家族興衰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