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時間發揮著文化功能。如明曾在這裡召集畫師作畫，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設立武英殿修書處（初稱造辦處），佔東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煥章殿等63間，人員84名，後多時達千人，武英殿成為宮廷修書印書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廠。武英殿在清朝以修書、刻書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恆壽齋、浴德堂等成為編書、刻字、印書、藏書的場所。清朝皇家修書，延續兩百餘年，以康雍乾三朝為盛。清朝著名學者方苞，歷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書總裁，他的官宦沉浮與勤奮修書，見證了武英殿修書的起步和繁榮。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方苞中舉人，又會試考中，但殿試前因母病回里，沒有中進士，成為他終身的遺憾。他和戴名世同縣，就給戴氏《南山集》作序。後來清廷認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語，定為文字獄案，方苞受牽連下獄論斬。康熙帝恰在搜羅古文人才，大學士李光地推薦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康熙帝愛惜方苞的學問，把他召到身邊，入直南書房，又派他去暢春園蒙養齋編校御制樂律、演算法等書。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實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帝同樣賞識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數年後，方苞升任內閣學士，又獲特旨，不用到內閣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習庶吉士，相當於皇家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大清一統志》總裁。乾隆帝即位，復令方苞入直南書房，還升他為禮部侍郎。方苞堅辭官職，獲准「以原銜食俸」（享受副部級待遇）。乾隆帝即位當年，就讓方苞選編「四書文」，又任命他做「三禮館」的副總裁，負責編訂「三禮」，就是《周禮》、《禮記》和《儀禮》。至此，方苞的人生達到了頂峰。
方苞奉旨修書的地方，他任修書總裁的辦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清宮述聞》）「浴德」一語出自《禮記·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就是說要洗澡潔其身，沐浴清其德。浴德堂的建築，前為殿堂，後為浴室。殿堂不大，面闊3間，後檐牆上開有券門，內為曲尺形券洞，通往北側的浴室。浴室底部呈方形，長寬各4米，用乳白色瓷磚飾面；上部為圓形穹頂，正中開有一個直徑60厘米的通風采光口。浴室牆體厚1米多。牆外西北有一口井，是沐浴的取水源。浴室北牆外有灶屋，井水被引到灶屋內大鍋加熱後，通過鐵管流入浴室。浴德堂的興建和使用，史籍幾乎沒見記載，有學者認為是元代建築，也有學者認為是明代建築。關於它的功能，現有三種推測：
一說是，乾隆帝為香妃建的沐浴室。民國年間古物陳列所在此舉辦過香妃等畫像展出，更引發人們的遐思。故宮一些專家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明朝皇宮就有浴德堂。
二說是，皇帝齋戒沐浴之處。故宮左路文華殿東側傳心殿內有大庖井，右路武英殿區又有浴德堂，正合古禮「左庖右湢（bì，浴室）」之說。
三說是，皇帝死後清洗屍體的場所。
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兩個用處：一是武英殿修書、製版、印刷、裝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書、校書時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訂「四書文」和「三禮」。
方苞選錄明、清諸大家時文四十一卷，名為《欽定四書文》，「頒布天下，以為舉業指南」，就是給天下讀書人的欽定範文，相當於高考輔導資料彙編。這樣重要的工作，派給方苞辦理，可見其名望和才學之高。修「三禮」時，方苞推薦一位叫張甄陶的文人來做。對於一介布衣來說，獲薦與修官書，本是終身之幸，但張甄陶堅辭不就，反而請求入方苞門下，可見方苞的學問為士林仰望。
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方苞達到人生事業頂點，厄運接踵而來。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聲霹靂，方苞被革去侍郎職銜、南書房行走、武英殿修書總裁等一切職務。乾隆帝命他「專在三禮館修書，效力贖罪」。方苞修書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獲罪呢？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兩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方苞與魏廷珍友善，魏守護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對時，方苞請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為左都御史，命未下達，消息傳出。乾隆帝派人調查，方苞原來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後來更查出，乾隆帝決定啟用魏廷珍，旨意還沒發，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認為，方苞給魏廷珍騰地方，暗示魏廷珍馬上就要獲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傳旨訓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為庶吉士教習，負責散館考試。他已奏報並決定考試日期，但吳喬齡晚到，方苞請吳補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調查，發現方苞從魏廷珍家搬出後，住在吳喬齡家。乾隆帝認為，方苞受吳喬齡請託，以權謀私，斷不可用，降旨詰責，削侍郎銜，仍在武英殿修書。
在乾隆帝看來，方苞「泄密」與「徇私」——「其不安靜之痼習，到老不改」。於是天顏震怒，時年72歲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書」的往事重現。乾隆帝這下氣得不輕，過了數月，下旨斥責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該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盜名之惡習」。又過了兩年，乾隆帝批評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見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禮」中的《周禮》完成。皇帝賞給翰林院侍講品級頂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傳》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後七年多，講學授徒，著文賦詩，雖少些官場熱鬧，卻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學「為古文正宗」並提倡「義法」，爾後劉大櫆提出「神氣」，姚鼐再力倡「義理、考據、辭章」——就是觀點、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啟發。他們開創「桐城派」，被尊為「桐城派三祖」，影響廣泛而深遠。如今在安徽桐城，仍留下「桐城派」的遺迹和佳話。
對方苞來說，武英殿修書的經歷，成就了仕途的頂峰，而對同時代的陳鵬年來說，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書，卻成了仕途遇險時的避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