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到的北京故宮文淵閣，是清乾隆帝專為收藏《四庫全書》而建造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館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織造去寧波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考察（我國有私家藏書傳統）。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詳細，要求搞清天一閣的建造方法、材料、書架款式等，然後做成燙樣，標明尺寸後呈報。皇帝見圖，隨即拍板，就照天一閣式樣，在皇宮文華殿以北興建文淵閣。
藏書之地，最重防火。《周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疏」引「正義」曰：「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周易正義·繫辭上》卷七）為了「生水」，閣名「天一」。天一閣為二層樓，樓下六間一字排開，樓上則將居中的三大間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閣頂覆蓋黑瓦，樑柱用青、綠兩色水錦紋和水雲帶裝飾。閣前鑿了蓄水池，以備取水救火。書櫥大都放在樓上的大間中，一律不靠牆；房間也前後開窗，便於通風。文淵閣全面借鑒了天一閣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據皇家書閣的特點，做了改進：一是改名。按照乾隆帝說法閣名「從水立義」，而命名為文淵閣。二是加層。文淵閣要存放《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等，藏書量比天一閣大一倍還多，所以在上下兩層之間加造一層，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觀與天一閣類似，使用面積則大增。三是等級。按照皇家規制，將天一閣的硬山頂升格為歇山頂，又增加了游龍浮雕裝飾，閣頂覆蓋黑琉璃瓦綠剪邊。四是立碑。閣旁立《文淵閣記》碑並建盔頂碑亭。
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是紀昀等人為總纂官。
紀昀（1724—1805年），字曉嵐，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乾隆間進士，點翰林，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天子近臣。紀曉嵐因為跟親家說話不謹慎，泄機密，被奪職，遣戍烏魯木齊。重回翰林院後，被薦任《四庫全書》總纂官，又因兒子犯案，受到連累。幸虧皇帝寬免，紀曉嵐才得以繼續修書。《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纂修，歷時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庫全書》成為紀曉嵐一生的轉折。此後他不僅官運亨通，做到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左都御史，而且因為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叢書而揚名後世。（《清史稿·紀昀傳》卷三百二十）
《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據林天人先生統計，文淵閣本收書3471種，79018卷，裝幀成36381冊，匯納為6144函（各分卷冊函數不同）《四庫全書》各分的卷冊有差異，各種統計數字也有差異，共7億餘字。書冊封面為絹制，各部採用不同顏色。乾隆帝有詩云：「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說經史子集四部分別對應春夏秋冬四季，將書衣分為四種顏色——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作為全書綱領的《四庫全書總目》則為黃色。幾冊書成一函，裝入香楠木的匣子，襯以夾板，束之綢帶。關於木匣的來歷，還有個辛酸故事。
陸費墀（？—1790年），陸費（lùbì）為複姓，名墀（chí），浙江桐鄉人。他擔任《四庫全書》的總校官，可謂費力不討好。乾隆帝發現書中有差錯，就歸罪於他，罷了他的官，又罰他出錢做文瀾、文匯、文宗三閣藏書裝幀、書匣的費用。陸費墀不久死去，乾隆帝不依不饒，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兩銀子做子女撫養費，其他財產一律用來做裝幀、書匣。受追責的還有陸錫熊。
陸錫熊（1734—1792年），上海人，為《四庫全書》總纂官，也沒能逃脫處罰：乾隆帝讓陸錫熊和紀曉嵐一起出錢，承擔請人補正繕寫的開支，後讓他去奉天（今瀋陽）文溯閣校書。陸錫熊在奉天病死，既沒有回京，也沒有回籍，落得個悲劇結局。
《四庫全書》修成，又經過兩次補遺，到嘉慶九年（1804年）才最後告竣，長達33年。全書沒有刊印，只繕寫了七部，後來命運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內文淵閣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已經影印出版；圓明園文源閣本，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入侵時被焚；瀋陽文溯閣本，後移藏於甘肅省圖書館，現建新館專藏；避暑山莊文津閣本，現移藏於國家圖書館，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閣都在北方，習稱「北四閣」。乾隆帝以江浙文風較盛，為便於士子就近閱讀，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太平天國時毀於火，現正復建文匯閣；一部藏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國時毀於火，現閣已復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瀾閣，還是在太平天國時部分遭毀，但知縣丁丙等捐籌款補抄，基本補上。以上三閣，都在南方，習稱「南三閣」。底本則存翰林院（有學者認為沒有此書），供士子閱讀。
還有兩部書，我簡要介紹。一是《四庫全書薈要》，收書464種，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在修《四庫全書》時，從中擷取精華，繕為《薈要》。按照《全書》式樣，繕寫二部：一部貯藏於長春園味腴書室，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被焚毀；另一貯藏於皇宮御花園摛（chī）藻堂，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二是《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曉嵐等主編，200卷。在纂修《四庫全書》時，對抄寫入《四庫全書》的書和僅存名目的書，分別撰寫內容提要，彙編成書。收入《四庫全書》中的3461種、79309卷，存目書6793種、93551卷。（《四庫全書總目·出版說明》）這部《四庫全書總目》，是讀書人案頭必備的書目工具書。
文才自古多磨難。明清三部大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的六位總纂官和總校官，各有各的悲劇。《永樂大典》的解縉，身陷囹圄，悲慘下獄，慘被凍死。《古今圖書集成》的陳夢雷，耦枷發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憤郁而死。《四庫全書》的紀曉嵐，罷官戴罪，流放西域；陸費墀，罷官憂死，抄家補賠；陸錫熊，罰錢補正，流死瀋陽。分開來看，是個人的悲哀；合起來看，是社會的悲劇。然而，沒有八年鄉居「杜門纂述」，或沒有後來的解縉；沒有關外十七年為奴，或沒有後來的陳夢雷；沒有兩年零八個月烏魯木齊遣戍，亦或沒有後來的紀曉嵐。所以，事有兩端，話說兩面：文才自古多磨難，磨難之中出文才。《永樂大典》總纂解縉、《古今圖書集成》總纂陳夢雷和《四庫全書》總纂紀曉嵐都是明證。
在肯定《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彙集、整理、編纂中華文化遺產正麵價值的同時，也要同西方略作對比。特別是乾隆帝組織編修國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庫全書》，既看到其在中華文明史上的貢獻，也要看到其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時，法國正在編修《百科全書》。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等一批進步思想家，人稱「百科全書派」。他們傳播啟蒙思想，反對封建專制，批評經院哲學，形成社會進步動力，為法國大革命做了思想、輿情與理論的準備。而「四庫全書派」集中當時知識精英，埋首故紙堆，抄寫古文獻，扼殺了他們的聰明和智慧，磨滅了他們的批判與創新精神。結果，中國與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這很值得人們深思。文淵閣則成為這一歷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