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殿試中，由皇帝親自出題，提出有關時政和策略的問題，叫作「策論」。一般說來，殿試不會再有淘汰，只是根據皇帝親自甄試，重新安排一下名次而已。例如清末會試第一名（會元）譚延闓，殿試後卻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而劉春霖卻中了狀元。那麼，金榜題名，是按照什麼標準來決定呢？
這裡要澄清一個誤區，即殿試要以文才論高下。其實，會試、殿試，文章高下雖同考試結果有關，但並非決定性因素。真正要緊的是書法。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探花劉鳳誥，殿試那天，太陽落山，他還沒有完卷。這自然是違反考場紀律的，惹得監考大臣要轟他出場。幸好禮部尚書常青見他書寫工整，書法秀勁，讓發給蠟燭，由他寫完！幾天後發榜，劉鳳誥名列一甲，高中探花。與其說是常青慧眼識才，不如說是一筆好字救了劉鳳誥。（昭槤《嘯亭雜錄》）但好事多磨，相傳乾隆皇帝見到劉鳳誥時，發現此人其貌不揚，一眼大一眼小，不大喜歡他，就當場出對子考他，劉鳳誥當即應對。
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藥，秋菊冬梅，臣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題，「摘星手」一語盡展帝王氣象；而劉鳳誥以四時名花應對，「探花郎」更是一語雙關，堪稱妙對，傳誦至今。劉鳳誥後來官至兵部侍郎，參與纂修《清高宗實錄》，道光年間過世。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進士徐樹銘，考試時已經完卷，還沒有上交，卻急著上廁所。他見身旁站著一位少年，就求道：「勞駕代為關照！」隨即匆匆而去。少年翻閱他的卷子，見書法工整，非常欣賞，於是默默記下了「徐樹銘」這個名字。這位少年就是後來的咸豐皇帝。不久，道光帝去世，咸豐帝登極，隨即多次超擢徐樹銘。（《凌霄一士隨筆》）一筆好書法，天子知遇恩。徐樹銘後考取庶吉士，又點了翰林，步入陞官快車道，曾官拜工部尚書。
有清一代，科考以書法論高下，考卷多以楷體書寫，因此有「楷法取士」的說法。這就帶來兩個後果：一方面，考生唯恐字體不合讀卷官喜好，於是一味求穩，泯滅個性。日久天長，形成所謂「館閣體」。這種字體看起來千篇一律，用在抄書的工作上（比如編修《四庫全書》）或許合適，對於有才華、有見地、有個性的考生則不啻災難。另一方面，考生為博得皇帝青睞，往往打探皇帝喜歡的字體，答卷時投其所好。如順治帝喜歡歐陽詢的字，當時的狀元就多有練歐體字的；康熙帝則喜歡趙孟頫、董其昌的字，於是寫趙、董體的字又成了中狀元的竅門。（王士禎《分甘余話》）偶爾遇到一個字寫得不好卻中第的考生，就會記在歷史上。
晚清學術大家俞樾，做過章太炎的老師，又是俞平伯（紅學家）的曾祖。他曾在《春在堂全集》里回憶說，自己從小就不練小楷，科考卻中進士。後來才知道，時任禮部侍郎的曾國藩為讀卷官，欣賞俞樾的文章，寧可打破規矩幫助他。俞樾一直活到86歲，官運並不順遂，卻成了一代學問大家。龔自珍卻沒有那麼幸運。龔有才華，書法不合「楷法」，雖中進士，卻未取庶吉士。有學者認為，龔自珍不滿之情，在過鎮江時溢於詩作：「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實，雖說是楷法取士，可讀卷官卻未必個個是書法家。極端的例子，比如乾隆朝的重臣兆惠，出身滿洲正黃旗，漢文並不好。他率軍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亂，班師回朝。乾隆帝龍心大悅，命他參與殿試閱卷。兆惠照實說自己漢文不行，乾隆帝倒瀟洒，對他講：「諸臣各有圈點為記，但圈多者即佳卷也！」可憐一屆苦練楷書的貢生，做夢也想不到要比試「圈多圈少」！道光時，大學士托津漢文也不熟練，同樣奉命閱卷。他乾脆請同事代閱代評，而且把這告訴監考官，毫不避諱。（《十朝詩乘》）看來讀卷官首先是一種待遇，其次才是職務吧。
殿試點甲，讀卷官只有建議權。最後還是皇帝說了算，並不需要解釋理由。既然信息不透明，各種傳說就多了起來。比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試，秦鳴雷奪魁，吳情為探花。有人說，本來狀元是探花吳情的，可是此人運氣不佳，名字和「無情」諧音，俗話說「無情無義」，嘉靖帝聽了「無情」兩個字很不舒服。加上當時大旱，嘉靖帝正在祈雨，夜裡夢見打雷。於是「秦鳴雷」的名字成了吉兆，讓他撿了個便宜。當時流傳一句打油詩：「無情舉子無情帝，鳴雷只好撿便宜。」文章好，不如書法好；書法好，不如名字好。類似傳說還有，清末恩科狀元劉春霖，也是因那年大旱，慈禧太后盼天降甘霖，就點了劉春霖為狀元。清朝末科（不算恩科）狀元王壽彭，也有故事。
王壽彭，山東濰縣人，家在南關新巷子。兩歲時，鄰居曹鴻勛於光緒二年（1876年）中了狀元。曹家很窮，據說高中之時，報子到他家裡報喜，家裡沒有錢招待客人飯菜，更拿不出賞錢，還是鄰居們幫忙現湊的。也許是榜樣的力量無窮，27年後，王壽彭保和殿試，欽點狀元，入翰林，授修撰。濰縣城裡一條長不過百米、寬不足三米的小衚衕，二十多年間，連出兩狀元，曹王兩府，南北相對，無比榮耀。可是流言也就傳開，說王壽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壽齊彭祖」的吉祥之意。讀卷官為討好即將七十大壽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將他的試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興，就點了王的狀元。王壽彭聽說，當然不服氣，寫首打油詩來回應：
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
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換句話說，就算點狀元有些偶然，此前科舉的一路高中，難道都是偶然嗎？平心而論，能呈送慈禧太后閱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優秀，水平在伯仲之間。所謂靠名字取勝的說法不僅沒有根據，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壽彭文才書法俱佳的事實。在毛澤東的遺物中，就有一方銅盒裝的硯，盒蓋上有王壽彭的題字，被有關部門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王壽彭中第後，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學習，考察政治、教育和實業。日本之行影響了他的後半生。1925年，王壽彭出任山東教育廳廳長，兼山東大學校長。他在任上雖做了些尊孔復古之事，有些不合時宜，但也能聘任留學東西洋的知識分子執掌法、工、農、醫等學院，兼取科舉出身的經史學者，新舊結合，使山東大學頗有生機。
殿試還有故事。著名文學家袁枚（1716—1798年），浙江錢塘人，他少年異稟，聰明過人。乾隆元年（1736年），弱冠二十，被薦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以「年最小，試報罷」。四年（1739年）又參加殿試，中二甲第五名進士。他得意地說：「霓裳三百都輸我，此處曾來第二回！」（袁枚《隨園詩話》）就是說，四年之間，兩入殿試。袁枚雖為庶吉士，但無意做官，「卜築江寧小倉山，號隨園，崇飾池館，自是優遊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袁枚傳》卷四百八十五）他出遊山水，為文辭歌賦，名流造訪，歲無虛日。著《隨園集》等三十餘種，盡享天年，壽八十二。這是讀書人的另途。但大多進士還是選擇——走仕途，入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