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的武裝割據和朱毛紅軍在羅霄山脈中段出現不久，就受到中共中央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由於根據地的黨與紅軍地處湘贛兩省，黨的組織關係在相當一個時期歸屬中共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管轄，中共中央正是經過江西省委或湖南省委向紅四軍前委下達指示，予以指導的。
最早溝通中共中央與井岡山紅四軍前委聯繫的是江西省委。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就致信中共中央，報告了「遣居井岡」的農軍「相約下山實行佔據蓮花、寧岡兩縣」的情況。1928年1月19日，江西省委在《贛西南目前工作決議案》中向中央報告了「寧岡農軍毛澤東、袁文才部及本地農民」於1月4日「攻陷」遂川縣城和「各鄉農民群眾響應，大有瞬即下之勢」的情況，並提出「努力創造西南割據局面，為江西土地革命的發祥地」的意見。1928年4月15日，江西省委更為詳盡地向中央報告：「贛西一帶的農軍共分三部：毛澤東統率的有千餘人，槍500餘支；袁文才部500餘人，槍300餘支；王佐（非同志即過去的所謂左派）率300餘人，槍百餘支。毛部在萬安失利後即有計畫地退出遂川會合袁王兩部進攻泰和，以斷反動軍隊的歸途，因過去未肅清的靖衛團蕭家璧部留難，以致計未得逞，乃作上井岡山之計」。1928年5月，江西省委又連續幾次向中央報告了「朱毛紅軍佔據永新、寧岡」和井岡山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軍隊）」及朱德、毛澤東分任軍長、黨代表等情況。江西省委所做的這些工作，為中共中央對井岡山鬥爭和朱毛紅軍情況的了解與溝通，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當時的中共中央在獲悉朱毛紅軍的確實情況後「甚為欣慰」，即於1928年6月4日向紅四軍前委發出了《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這是一封極為重要的長信，也是中共中央首次給井岡山前委下達的指示信。信中一開頭就熱情洋溢地對「德潤二兄」（即朱德、毛澤東）及「前委諸同志」寫道：「數月來你們轉戰千里與反動勢力奮鬥，中央對於你們在這種刻苦的勞頓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為欣慰」，「以前中央雖曾派人來找你們，但以交通的關係而終無一次能與你們接頭，以至中央和你們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這次由江西省委轉來你們的信知道你們的近況，中央甚為欣慰！」隨後，中央在詳細地分析和通報當時形勢、總結各地武裝暴動的經驗教訓後，對井岡山的紅四軍前委下達了八點指示，概括起來，主要精神是：
1.關於紅四軍的任務。
中央指出：「你們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贛粵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如果不注意當地的深入，則革命的基礎是永遠不會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擴張，你們也必歸於孤立的失敗。這是你們工作的總方針。」
2.關於軍隊建設。
中央指出：「你們可以正式改成紅軍」，「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使僱傭式的軍隊變成志願軍」，「必須宣傳群眾組織赤衛隊」，「利用一切的民間武器武裝群眾」，「保衛鄉村的政權」。
3.關於前委組織。
信中指示：「中央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信中還指出前委與當地兩省委的關係，即「前委在江西境內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境內時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與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
4.關於策略問題。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蘇維埃的政權必須容納自耕農參加」，「做到以工人、貧農為中心」；「組織『僱農工會』並且由縣蘇維埃頒布僱農保護法」；「增加農民暴動及區鄉蘇維埃的工人意識的領導」；「防止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的影響的發展」；「提出每個城市的政綱向群眾宣傳，這個政綱必須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必須保護小商人的貿易，以維持城市與鄉村及各區各縣之間的經濟和必需品的流通」；「在你們佔領的區域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訓練幹部」等等。
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指示信，基本精神是正確的，是符合井岡山鬥爭實際的。遺憾的是，由於交通阻隔，這封六月指示信，直到11月初才通過中共江西省委和吉安縣委輾轉送到井岡山。指示信雖晚到了幾個月，對井岡山的鬥爭仍然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朱德接到中央指示信後，於11月6日「重新組織」了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並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於11月14日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六大」，總結了「六個月的艱苦鬥爭」經驗，成立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統轄軍委和特委（地方黨部），領導湘贛邊界的割據鬥爭。
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央對井岡山的鬥爭指導也有失當之處。如中央巡視員曾傳達「中央決定四軍應盡量在贛西與湘南發展」，割據湘粵大道，而且「堅決反對『四軍』向贛南去的戰略」；在1929年的二月來信中，中央甚至「決定朱、毛兩同志」脫離部隊，「速來中央」等。毛澤東後來明確而直率地指出，「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造成了「悲觀的論調」。「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從湘南「八月失敗」和向贛南閩西進軍的實踐中，總結了經驗教訓，實行了正確的指導。
中共中央不僅對井岡山的鬥爭予以關注和指導，而且充分肯定朱毛紅軍的經驗，高度評價井岡山的鬥爭，並通過黨內文件指示和黨的刊物向全國各地介紹和推廣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經驗。
中共中央在1928年的六月指示信中，稱讚朱毛紅軍數月來「轉戰數千里與反動勢力奮鬥」，「在這種刻苦的勞頓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自你們的軍隊佔據永新、寧岡後，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你們的隊伍幾月來都是在三省樞紐內屢進屢退」，「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提到「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從而使井岡山的鬥爭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影響。黨中央刊物《紅旗》在1929年初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稱讚「朱毛所領導的農民游擊隊，能以代表著一切革命民眾的武裝反抗的要求，橫行於湘、鄂、閩、粵各處。這種英勇的鬥爭，無論他這一次的結果是勝利與失敗，它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將有非常嚴重的意義」。同年4月13日，《紅旗》又刊登了一篇《朱毛紅軍與閩贛農民暴動之發展》的署名文章，評述井岡山的鬥爭：「湘贛邊境的工農武裝隊伍，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之下，與屠殺工農的國民黨軍隊及地主豪紳的武裝隊伍作殊死一戰以來，於今已一年多了。在這一年之間，經過國民黨調動四五萬以上的軍隊，先後圍剿三次，朱毛的紅軍因為得到湘贛工農勞苦群眾的擁護，不但沒有被反動軍隊消滅，反而繼續增長，農村的鬥爭局面日益擴大，弄得湘贛粵三省的反動政府手忙腳亂。」1929年7月1日出版的黨中央另一刊物《布爾什維克》刊載署名文章，聲稱：「現在散處各地的紅軍，便是農村武裝鬥爭的先鋒。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領導的紅軍，兩年間經過國民黨之無數次的圍剿，國民黨的報紙也曾無數次地宣布其『圍剿』的勝利。但事實終是事實，朱毛的紅軍直到現在還是日趨發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對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周恩來在代表中共中央於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說：「紅軍第四軍兩年來」的鬥爭，「在全國政治局勢中有極大影響，這證明了統治階級在鄉村力量的薄弱，證明了革命勢力的存在與發展。紅軍四軍有此種偉大意義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繼續努力下去，將必然要成為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這是無疑義的」。同時又精闢地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周恩來從朱毛紅軍和井岡山鬥爭的「偉大意義」中，看到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特徵」，看到了中國革命「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發展道路。周恩來代表中央所做的這一重要判斷，是全黨對井岡山鬥爭認識上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