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之前，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黨的創立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主要在城市；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從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到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工作重心也是在城市；北伐戰爭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這個時期黨中央的領導機構也先後駐在大城市上海、武漢；蔣介石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趨於失敗，中國共產黨從血泊中奮起，在八七會議上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先後舉行了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但是，由於缺乏經驗，這些起義在一開始時，仍然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為中心的模式，以攻打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因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損失。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由於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羈絆，在對武裝鬥爭的認識和指導上，仍然堅持以城市工人為中心來指導農民暴動，發展中國革命。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仍然認為：「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1928年六七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其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是仍未擺脫「城市中心論」的影響，堅持認為：「城市領導作用底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底高潮，都將要表顯它的決定勝負的力量」，「黨底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底大多數」。這時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放在領導城市工人暴動上，黨的領導機關也仍然長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裡，希圖通過城市工人的武裝暴動，來奪取中心城市並以此作為革命的中心堡壘，發展全國革命。顯然，這種「城市中心論」的錯誤指導，是完全脫離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的實際情況的。
實際情況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建立了比舊軍閥強大得多的更嚴密的反革命統治。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強大的地方，也是對革命力量防範最嚴緊的地方。由於大革命的失敗，這些中心城市的革命組織已經遭到嚴重摧殘，革命工作的基礎已十分薄弱。因此，絕不能將黨在城市的處於秘密狀態的一點弱小的力量，孤注一擲，同占絕對優勢的敵人作武裝起義之類的毫無勝利可能的決戰，黨的工作重心也不能再繼續放在城市了。
那麼，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裡？在農村。由於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蔣介石國民黨的主要武裝力量，不可能在全國極其廣闊的農村地域普遍建立強有力的反革命統治；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在不斷地發生分裂和戰爭，更削弱了蔣介石鎮壓廣大農村人民革命鬥爭的力量；各地軍閥因投入混戰爭奪地盤，也無暇顧及所轄地區農村的革命鬥爭。因此，在反革命統治力量較為薄弱、革命力量較有基礎的廣大農村地區，敵人鞭長莫及，「山高皇帝遠」，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複和發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小塊紅色政權，藉以積蓄革命力量，依託強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包圍和奪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國革命勝利。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和規律在大革命失敗後，逐漸被一些清醒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認識，他們因此而摒棄了「城市中心論」的模式，開始了「以鄉村為中心」的轉變，不斷取得革命的勝利。而少數教條主義者仍然抱住「城市中心論」不放，即便在城市站不住腳了，被迫退入農村，仍然嚮往中心城市，結果繼續遭受失敗和挫折。
毛澤東是大革命失敗後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的主要代表。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時，開始也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計畫準備攻取中心城市長沙的。但在起義進軍受挫吃了苦頭後，毛澤東審時度勢，在很短的時間內，果斷地放棄了直取長沙的計畫，作出了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的決策，隨後引兵井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方向，成功地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轉移。這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轉折。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極端緊要的時期」創樹的將黨的工作重心實行由城市向農村戰略轉移的成功典範，是中國革命「以鄉村為中心」的光輝旗幟。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武裝奪取政權問題。毛澤東也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的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原則上，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由於各自的國情不同，執行這個原則的具體途徑是不盡相同的。人們知道，由於受時代和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及其在俄國的繼承者列寧、斯大林，只提供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以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而沒有能夠解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何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國際共運史上，無產階級依靠自己的力量經過城市工人武裝起義成功奪取政權的只有兩次：一次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依靠30萬國民自衛軍，英勇地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但是，這個被恩格斯稱之為「國際的精神產兒」只存在72天便夭折了。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社沒有充分注意農民問題，沒有找到一條聯合農民的道路。另一成功的先例便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吸取了1905年的革命「缺乏鞏固的工農聯盟」的教訓後，憑藉20餘萬工人赤衛隊、衛戍部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由工人階級首先發動城市武裝起義，推翻沙皇的反動統治，然後把革命推向農村的。所以，列寧曾說：「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這是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提出的著名論斷。可見，農民的向背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勝利的根本問題。1905年，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雖然制定了「工農聯盟」的策略路線，也為此做了許多工作，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鞏固的工農聯盟」並沒有建立起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未能取得1905年革命的勝利。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無疑是具有國際意義的，由此產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為世界無產階級政黨所認同。
但是，各國的國情是不盡相同的。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在這樣一個國度里進行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單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顯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後期，中國共產黨曾試圖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後組織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以期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卻沒有成功，反而被新軍閥蔣介石竊取了果實。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建立了強大的反革命統治，倘若中國共產黨再以僅有的一點弱小武裝力量去同敵人硬拼，在中心城市搞武裝起義之類的鬥爭，那就等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由此看來，中國革命究竟走什麼道路，的確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而只能在實踐中靠自己的獨創去解決，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形勢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開創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井岡山道路。這條道路的科學概括，就是毛澤東後來所表述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中國革命的道路即井岡山道路的基本點和內涵是：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託。這三者是密切相聯，缺一不可的。
1.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究竟以何種鬥爭為主要形式，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的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內部沒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經過長期的合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