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下旬，紅四軍與江西紅二、四團在東固勝利會師時，毛澤東、朱德等獲悉井岡山已失守，於是決定率部到閩贛邊界開展游擊活動。
這時，誰也未料到；已調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與調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的劉輝霄等，卻在東固私自離隊了。袁文才、劉輝霄等私自離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東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決議案中關於誅殺土匪首領問題的文件。他們不敢相信，卻又十分害怕。
於是他們「便商量好離開部隊逃回家去。當時，袁文才、謝桂標、劉輝霄三人各帶一支手槍，袁文才化裝做小買賣生意的，肩挑一擔爛籮，籮里放些辣椒、大蒜。籮是雙層底，駁殼槍就放在籮底中間。謝桂標挑著兩個布袋，布袋裡裝著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槍夾在手腋下。我（劉天林—引者注）和劉輝霄作為買牛皮的，劉輝霄夾一把雨傘，名為收買牛皮的小商人，我帶一付繩索，作為擔牛皮。繞山路走了20餘天后，到達了泰和，三天後到了永新南鄉新源背，與周桂春（原紅三十二團特務連連長）接了頭，當時我們很高興。此後，當即返回寧岡，住在柏路梨樹山，時間是1929年4月（陽曆五月份）。」
袁文才等回到寧岡後，秘密地與王佐見了面。此時，邊界已組建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王佐為團長。王佐見袁文才回來，很是高興，就想讓袁文才來當團長。袁文才深知私自離隊的錯誤，執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討個保」再說。
何長工聞知袁文才私自歸來，即與寧岡縣委幾個常委商議。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龍超清、謝希安等人深為不滿。何長工只得向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作了彙報。宛希先與袁文才交誼甚厚，又覺得袁文才的私自離隊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際，於是給了袁文才一個「黨內警告」處分。考慮到紅軍獨立一團已編入紅五軍，就把袁文才調回寧岡擔任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劉輝霄、謝桂標仍回寧岡縣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處分。他任寧岡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後，即與王佐率領的紅軍獨立一團一起，積極奮戰，先後收復了邊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還在睦村打垮了寧岡反動靖衛團，擊斃了寧岡縣長陳宗經，赤衛大隊因此也得到很快發展，接近一個營。
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兩籍矛盾歷史上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捲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渦之中。並且，這種矛盾發展到與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
湘贛邊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義部隊來到寧岡後，毛澤東就已察覺了。對此，毛澤東曾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邊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線。本地人的土籍與數百年前殖民來此的廣東、福建籍，兩者之間發生很大的界限，歷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簡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鬥爭。我們的割據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這種界限，在道理上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尤不應引到共產黨內。然在事實上，因多年歷史的遺留，土籍、客籍間的界限依然還有很大痕迹。」
對於這個矛盾，毛澤東等在邊界時，曾經做過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兩籍間逐漸趨於相合。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時，袁文才、劉輝霄的調離，就是毛澤東力除土客籍矛盾的傑作。可是，毛澤東和紅四軍主力下山後，這種矛盾又悄然而起了。當時，引起袁文才深深捲入這個矛盾之中，並直接發展到與永新縣委、湘贛邊特之間的對抗，主要源出自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間，永新縣委負責人劉真娶了永新田大土豪龍慶樓的妹妹為妻。結婚期間，適逢邊界特委有事。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幾次派人叫劉真回來視事，劉真未從命。於是混入革命隊伍的壞人造謠說，龍家女子是內奸，想利用劉真的關係打進來破壞革命工作，將劉真的妻子槍殺了。後來，劉真在南昌開會途中，被龍慶樓抓獲殺害。有人又趁機造謠放風，誣告劉真慘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縣一班人便信以為真，在1929年冬組織永新赤衛隊向宛希先興師問罪。宛希先正在九隴山工作，聞訊後逃入深山，後仍未倖免，被永新赤衛隊抓住，殘酷地殺害了。
袁文才素與宛希先關係甚篤，對宛希先被害極為憤慨，氣憤得罵了永新縣委。這些話傳到永新，當時永新的邊界特委委員朱昌偕、王懷等又結怨於袁文才，遂埋下禍苗。
加之，袁文才素來「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毛澤東在時，只佩服毛澤東個人，說「毛澤東是中央才」，「我就聽一個毛委員的」，對寧岡那種「土籍的黨」現象看不慣，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問題上與寧岡土籍革命派首領龍超清等意見不合。宛希先事件後，相互間的矛盾逐漸愈演愈烈。這時，邊界特委一些負責人對袁文才等意見很大，幾欲除之而後快，多次向中央報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問題，把袁、王歸之於「土匪」之列，推向對立面。隨著土客籍矛盾的加劇，又適值中央「六大」決議案中有關於土匪問題的處理政策，這便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機會和政策上的依據。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傳到井岡山根據地。「六大」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第十個問題，「對土匪的關係」是這樣規定的：「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噹噹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於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這個決議，對「土匪武裝」不加區別地一律採取「嚴厲鎮壓」和對其首領「完全殲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實際是一種「左」傾錯誤政策。袁、王雖出身綠林，但其部隊在改編前就已經是黨領導下的農民自衛軍，大隴升編後已是紅軍的一支重要武裝，是紅三十二團，而不是什麼「土匪武裝」。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黨，王佐在改編後不久也加入了黨的組織，都是黨內同志。因之，毛澤東在柏路會議傳達「六大」決議時，曾召集專門會議，具體分析了袁、王的情況，明確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殺」的決定。
但是，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機械地理解「六大」決議案的政策精神，並不顧柏路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仍然堅持袁、王是「土匪首領」的錯誤觀點，主張誅殺袁、王。這一方面是對袁、王武裝的性質沒有作具體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邊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種反映。再加上當時邊界特委的幾任領導人亦持此觀點，就加速了錯殺袁、王的進程。如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就說：「邊界的土匪，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佐部」，「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久是要爆發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注意才行。」鄧乾元在《關於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中，也強調了上述觀點和態度，提出：「土匪問題——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定為中策，三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另想辦法？」他還提出：「邊界政權的危機——是以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
上述邊界特委領導人的報告、文件，均將袁、王視為「土匪」看待，其錯誤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邊界特委的錯誤指導思想，袁、王之被錯殺的悲劇發生了。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為巡視員來湘贛邊界巡視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導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于田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據1930年4月27日《五軍軍委滕代遠報告》記載：「四縱隊因參加贛西總暴動，奪取吉安的行動，雖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勝利回到永新，與軍部集中。繼向泰和、萬安、遂川等縣游擊，乘機參加贛西特委發起召集西特邊特軍委聯席會……聯席會很順利的在遂川開了4天，有代表9人，並有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出席。」另據1930年3月《贛西南特委向省委報告》記載：「適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到來，向西特發起在遂川召集五軍委邊西兩特委聯席會議，在會議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確主張外，還決定統一邊界兩特組織。集中江西紅軍獨立二、三、四、五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