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贛邊界地處羅霄山中段，不僅有險要的地勢，而且有適宜農作物和森林發展的優越條件，從而為邊界割據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但是，邊界的經濟，又是典型的農業經濟。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雖然鄉村可以不依賴城市而存在，反過來卻又對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束縛。在眾多部隊長期進行武裝割據，需要足夠的給養力的情況下，供需矛盾也就日顯突出。因此，發展農業生產，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成為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毛澤東對發展農業的工作十分重視。他是我黨最早提出「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觀點的領導人。為此，毛澤東和邊界黨採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領導根據地人民積極發展農業生產。
1.頒發布告，動員農民群眾發展農業生產。
根據地內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邊界黨的「一大」後掀起的，此時，各地都進行了分田。「土地回老家，農民笑哈哈」。但分了田並不等於豐收。因此，邊界各級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強了對土地經營、發展生產的領導，普遍頒發了布告，予以督導。如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頒布了如下布告：
本府現已成立，從今奪取政權。
肅清反動革命，隱藏罪亦牽連。
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
紅軍幫我工農，瓜分地主良田。
屬鄉均已分好，務須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拋荒，查覺重責難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
特示布告於後，各宜領遵為先。
2.組織紅軍參加農業生產。
當時，特委、軍委均要求紅軍指戰員在分兵發動群眾之際，積极參加生產勞動，和農民打成一片。「那個時候，毛司令帶領賀子珍、賀敏學和紅軍司令部（應是三十一團團部——引者注）的同志曾在泉水窩幫助我們割禾。以後又在塘邊村前的田壟里，幫助孤寡老人和勞力缺少的群眾割禾。毛司令邊割禾邊向群眾了解情況，問群眾生活過得怎樣。」徐正芝：《憶塘邊的革命鬥爭》。內部館藏資料。「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廣大紅軍將士更是如此。
3.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
當時，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青壯男子都要參軍參戰，耕田大計主要靠婦女。為此，在特委的號召下，許多地方的婦女都紛紛走出家門，成為農業生產的骨幹。「那時，強壯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紳或參加紅軍了，家裡只剩下老弱病殘。於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們婦女乾的。我們三灣村的婦女，既是生產的骨幹，又是參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那時，我們是很辛苦的，很困難的，但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我們都很愉快。」張冬蓮：《憶三灣鄉的婦女工作》，內部館藏資料。
（四）組織耕田隊，調劑勞力與農具耕牛餘缺。
由於青壯男子上了前線，加上貧僱農家底薄弱，當時農業第一線普遍存在著勞力、農具、耕牛不足的問題。邊界黨和政府根據邊界素有換工的習慣，便有計畫地組織起耕田隊，開展互助合作，調劑餘缺，以不誤農時。如：「寧岡縣東源鄉，原有耕牛七八十頭，三月失敗後只剩下4頭。針對這種情況，湘贛邊界各級工農兵政府積極發動婦女和組織政府工作人員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並根據井岡山地區過去就有的農忙時換工的習慣，動員和組織群眾實行勞力換工和耕牛農具互助……在邱祖德的帶領下，組織了耕田隊。他們頂住困難，牛不夠就用人力拉，起早貪黑，精耕細作，秋收時獲得豐收。」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許毅主編），採訪資料。
5.進行農田基本建設。
一是修牛路。當年，永新的塘邊、大屋兩村的耕牛放牧，時常發生耕牛上山要吃掉、踩壞禾苗的現象。毛澤東了解這一情況後，便帶領紅軍和群眾新修了兩條牛路。二是修水利。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邊界黨和各級政府發動各地農民整修了許多圳、壩，永新縣一心鄉還修復了一座能澆灌300畝面積的海內塘及大水渠。
在毛澤東和邊界黨的領導下，1928年秋，根據地獲得了農業大豐收。「寧岡縣的糧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產，為感謝紅軍，寧岡人民都踴交公糧，支援革命。」「訪張桂庭同志記錄」，內部採訪資料。農業生產的發展，有效地保證了紅軍的給養，對支援革命戰爭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寧岡茅坪「安家」後，近千人的部隊給養問題，特別是吃飯問題，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到井岡山會師後，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
負責後勤工作的范樹德回憶說：「開始，我們這支隊伍只有千把人，沒收地主的存糧就能解決吃糧問題。例如：到了遂川以後，只要打幾家土豪，就能解決我們一段時間的吃糧問題。1928年4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湘南部隊和我們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人數猛增到一萬多，湘南來的部隊中很多人是一家都來了。他們為了革命而離開家鄉，到了井岡山，但是我們又不可能都把他們組織成嚴密的部隊，又不能讓他們在井岡山當『叫花子』。」問題就這樣嚴重地出現了。一萬多人的吃飯問題，在井岡山根據地是難以解決和長期維持的。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城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致信給江西省委並中央，就有「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一部分除外）」的話，驚呼「吃飯大難」。
「為解決這近萬人的吃飯問題，我們不得不每到一個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隊伍專門打土豪。我們就是通過這樣的辦法搞糧食，並取得必要的物資，解決給養問題。」但是，「當時我們每個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兩）24兩，合1斤半。這樣每個人1個月就需要45斤」。照此推算，1萬人吃一天就要1.5萬斤米。這是個多麼大的數字！
怎麼辦？這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從根本上治理和解決邊界吃飯和經濟問題的嚴峻任務。為此，邊界黨、軍委及毛澤東、朱德等斷然採取了三大措施：
1.將紅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遣返湘南。
「當時正是5月初，由於部隊人多槍少，除二十八、二十九團、三十一團外，其他部隊戰鬥力不強，轉移活動困難，被敵人壓縮在井岡山地區這個範圍內，發生了給養困難。因此，上面決定：除編在十師的二十九團外，其他永、資、郴來的農軍，全部返回湘南。」
2.加大打土豪的力度。
紅軍每到一個地方，即派出部隊打土豪，籌款籌糧，此舉甚為奏效。
3.勒緊褲帶，節約開支。
因為游擊戰爭性質的「工農武裝割據」不能常住一地，而往往來到的新地方土豪又已打盡，這就必須用錢購買糧食。但紅軍的經費同樣靠打土豪所得，而且經費有限，這就必須「細水長流」。「辦法就是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例如：辦公費規定具體數字，原來擦槍要買油買布……此時，為了節省開支，這些錢我們就節省不花，地主家裡有茶油、舊衣服、舊布，很自然的部隊就會解決擦槍開支問題了。」在這一方面，毛澤東是勒緊褲帶節省開支的模範。「毛委員吃苦菜」、「一根燈芯的故事」等就是最好的說明。
井岡山的鬥爭生活是極其艱苦的，加上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致使這種生活的艱苦到了極度。
對於井岡山軍民的艱苦生活，特委書記楊開明在其當年的報告中記載頗為詳細：「紅軍中的生活與經濟是非常之艱難的。擁有數千之眾，每個月至少要一萬五千元作伙食費，米還是由當地籌辦的，經濟的來源全靠去打土豪……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只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二塊錢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伙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月來，每人每天只發伙食費3分，4分油，4分鹽，米1斤4兩。3分錢一天的小菜錢，只買得南瓜。所以近來士兵生活感覺得不安，當時有一句口號：『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見士兵的情形。這個經濟問題，要算紅軍中最困難的問題，也就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也說：「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農生活好。現在軍中的生活則相反，恐怕什麼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錢（米歸地方供給），時常難乎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了他們的苦楚，耐得苦，比第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然而，儘管生活如此艱苦，毛澤東和前委靠著軍隊中的民主主義，官長和士兵一樣苦，所以，戰士們都知道是為自己而吃苦，所以也就沒有什麼怨言。「相反，戰士們對這種艱苦生活表現很樂觀，部隊的情緒特別高。戰士們說：『打倒國民黨，天天南瓜湯。』戰士們還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