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在井岡山的兩支重要綠林武裝首領。大革命失敗後，在黨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王兩人都相繼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成為湘贛邊界農民武裝力量的首領，井岡山上的「雙雄」。
袁文才、王佐，均出生於1898年。袁文才，是寧岡縣茅坪馬沅坑村人；王佐，是遂川縣下庄人。他倆的個人經歷不同，遭遇不同，但政治命運相同，對舊社會的反抗意識相同，因而當他們走上「綠林之路」後，便一拍即合了。
袁文才、王佐兩支部隊，有以下一些共同特性：
1.袁、王兩支武裝力量都是被封建軍閥、地主豪紳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逼上梁山的。
袁文才青少年時期，幾次輟學，後來，妻子又被謝姓土豪強佔，繼而又為捐稅事與豪紳結下深怨。正在痛苦之際，活躍在半岡山的「馬刀隊」頭領胡亞春主動相邀「上山」。袁文才雖知「馬刀隊」的人員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卻又放不下讀書人的臉面，但不上山又難報平日之怨仇，於是答應暗中與「馬刀隊」來往。豈知，不久後消息走漏。謝姓土豪聞知，認為抓住了袁的「把柄」，欲除之為快，便請來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雖聞訊逃出魔掌，然而母親被敵人殺害，房子亦被燒毀。家破人亡的慘狀和深仇大恨，終於把他逼上了「梁山」絕路。
王佐，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人世的艱辛，苦難的生活，造就了王佐對地主豪紳的刻骨仇恨。於是，王佐轉改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1923年起，民國軍閥混戰時的一些散兵游勇在井岡山一帶佔山為王。走投無路的農民揭竿而起，這給自小就想把土豪劣紳剝皮抽筋的王佐提示了一條反抗求生之路。在一次給綠林頭目朱孔陽（外號朱聾子）縫衣的時候，朱孔陽見王佐有膽有識，便邀他充當「水客」（即搞偵探）。從此，王佐帶著反抗豪紳階級的宿怨走上了「綠林生涯」。
2.袁、王部隊不同於一般嘯聚山林、殺人越貨的山寨土匪，而是以打擊土豪劣紳為目標，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的綠林武裝。
袁文才上山後，「馬刀隊」首領胡亞春等大為高興。因為他有文化，被封為「司書」。他擅長文墨，頗有謀略，辦事考慮周全。在內部經濟管理方面，他建議細水長流，改變了過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習俗；在「吊羊」問題上，他主張對大豪大富者下手，反對侵犯平民利益；在防禦國民黨官府「進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靈活的戰術。從而，袁文才深孚眾望，不久便提為「參謀長」。此後，正因為「馬刀隊」的打擊目標直指土豪劣紳，所以，當官府軍來剿時，往往時常得到貧苦農民的幫助。王佐同樣如此。在他脫離朱孔陽自命為王、自立山頭後，仍以打擊土豪劣紳為主要目標，並因此與遂川反動豪紳尹道一結下深仇。
3.袁、王部隊在成為農民自衛軍後，由於共產黨組織的力量，他們都逐漸樹立起革命的目標，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
袁文才通過龍超清、劉輝霄等共產黨人的幫助，於1926年底加入了共產黨。王佐在編入工農革命軍後，也於1928年4月成為共產黨員。由於他們得到共產黨的教育和群眾的幫助，「馬日事變」後依靠井岡山的天然山險和穿山游擊與官府作對的經驗，巧妙地保存了自己，各自保存了60支槍。袁文才並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土客兩籍革命派相結合，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為毛澤東引兵井岡建立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時的袁、王部隊，在性質上已有了質的變化，已從「綠林武裝」而演變成農民革命武裝了。
4.袁、王部隊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並帶有較濃厚的綠林積習。
袁、王部隊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之前，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在一種自發、樸素的「劫富濟貧」的利益驅動下，過著散漫的「綠林生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放在眼裡，油子習氣很重。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以後，仍然有著較濃厚的綠林習氣，「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有時不大聽調遣，擁兵自重，自以為是。
總之，對於袁、王部隊的特性、性質，要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斥之為「土匪」、「綠林」武裝。袁、王兩人及其武裝部隊，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習氣或錯誤，他們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卻是功不可沒的。當年在井岡山戰鬥過的老紅軍、老同志都一再論及此事。熊壽祺說：「記得主席講過：袁文才對革命是有幫助的，三灣改編後的工農革命軍兩營人，沒有袁文才答應，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就像紅軍到延安，跟劉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樣。」「熊壽祺談話記錄」。內部採訪資料。陳伯鈞說：「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的難關。那時候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陳伯鈞同志談話記錄」。內部採訪資料。譚震林說：袁文才、王佐「他倆是地頭蛇，沒有他們兩個人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麼容易。我們上了井岡山，有了這個險要地方，也還要靠他們來守，群眾擁護他們，他倆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
1927年9月29日，前委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著重解決了工農革命軍的縮編問題和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但是，部隊的傷病員問題、輜重安頓問題、經濟給養問題、進軍方向問題，都未能得以解決。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和「山大王」袁文才接洽、談妥，是難以如願的。因此，在10月3日的古城會議上，毛澤東宣傳了工農革命軍的主張和意圖，肯定了袁文才在寧岡開展革命活動的成績，讚揚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並表示願意和袁文才和衷共濟，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繼而在10月6日的大蒼會見中又說服了袁文才。顯然，這種說服工作，取決於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沒有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是難以維持長久的。
古城會議的重要歷史意義除了討論和決定在井岡山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外，同時也在於確定了對袁文才、王佐部隊實行團結、改造的方針。對此，何長工回憶說：「在古城會議上，討論對袁、王部隊的方針時，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併政策，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嶽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桿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
這就是毛澤東的眼光，毛澤東的膽略與胸懷。正是因為這種眼光、膽略與胸懷，才使袁文才情動於衷，讓工農革命軍在自己的「營巢」——茅坪建立醫院、留守處，工農革命軍才得以安營紮寨，休養生息，從容地進行游擊鬥爭活動。正因為這樣，隨後王佐也請革命軍進駐了他的「巢穴」——茨坪。此後，兩人都給予了工農革命軍以經濟上的幫助，使工農革命軍渡過了難關。而且後來袁、王部隊都「變成了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袁文才、王佐成為工農革命軍的正、副團長。在井岡山武裝割據鬥爭中，袁、王部隊發展為紅四軍的4個主力團之一。
倘若不是對袁、王部隊採取團結、改造的方針，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沒有他們兩個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不行的。」「如果他們反對我們，我們是站不住腳的。」
古城會議上確定對袁、王部隊採取團結、改造的正確方針，給工農革命軍帶來一片生機。鑒於袁文才部在大革命時期即接受廠中共寧岡黨支部的領導，並參加了奪取寧岡縣政權的武裝暴動，袁文才本人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此，袁部的政治素質比王部要好些。根據袁、王兩部的不同情況，毛澤東和前委決定首先對袁文才部開展工作，幫助袁部進行軍事訓練，提高軍事政治素質，並通過袁文才對王佐施加影響，逐步促進王部的改造。
1927年10月中旬，當工農革命軍游擊到湖南酃縣水口時，毛澤東即派游雪程、徐彥剛、陳伯鈞、金蒙秀到袁文才部幫助工作。
袁文才部此時駐紮在茅坪的步雲山白雲寺。袁文才對毛澤東派來的教官甚為喜歡，隨即任命游雪程為連長，徐彥剛為副連長，陳伯鈞、金蒙秀等為排長。
為了把袁文才部早日變成懂政治、會打戰、有遠大革命目標的革命隊伍，游雪程等與袁文才確定了練兵的目標。首先從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對自衛軍戰士進行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幫助他們明白為誰打仗，為誰鬥爭的道理；然後進行隊伍整頓，把一些壞分子清洗出去，吸收一些鬥爭性強的青年貧苦農民參加；同時，在軍事上嚴加要求，學習軍事知識，提高殺敵本領。袁文才對這些措施表示讚賞。
此時，時令已是初冬。袁文才部雖號稱一營，其實只有一連，平時分散，有事集中。陳伯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