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革命來說，1927年是個異常嚴峻的階段。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8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在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與還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一時間，全國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個不同性質的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革命向何處去？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過去的工作經驗，決定了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1926年12月通過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一《決議案》的精神，對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進行了批評，通過了幾項決議。但由於黨還處於幼年時期，缺乏政治經驗和鬥爭鍛煉，對如何爭取領導權，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總問題，沒有提出任何切合當時實際的對策。大會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也缺乏應有的認識，因此大會仍選舉陳獨秀任黨中央總書記。而這時的陳獨秀並未真正認識和改正錯誤，會後又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黨的「五大」以後，武漢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反革命活動極為猖獗。
5月17日，武漢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宜昌叛變；5月21日，駐長沙的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又發動了「馬日事變」。一時，大批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敵人的屠刀下。繼湖北、湖南之後，江西軍閥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轉向反動，宣布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禮送」出境。
為了挽救危難中的中國革命，時任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連續發表通電和文件，揭露敵人的罪行，號召各地農協團結廣大農民，嚴密組織，加強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的武裝挑釁，並主動要求回湖南工作。他在擔任湖南臨時省委書記後，立即組織革命群眾進行反擊。豈知10天後，陳獨秀就把他調回武漢，指責毛澤東妨礙了國共合作。繼而，陳獨秀又以避免給反動軍官口實為借口，決定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以表示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
鑒於反動勢力的日益囂張和陳獨秀的步步退讓，共產黨人蔡和森、任弼時等，都曾提出意見和措施，建議作出軍事計畫，以革命暴動對付反革命暴動，卻被陳獨秀以家長式的作風否定了。
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助長了汪精衛集團的氣焰。6月29日，駐武漢的反動軍官何鍵在汪精衛等人的授意下，發出反共訓令，宣布與共產黨分裂，拘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徹底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後，汪精衛集團與蔣介石集團如出一轍，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歸於失敗。隨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大革命失敗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和江浙金融勢力的支持下，在全國建立了新軍閥的獨裁統治。他們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壓迫工農群眾，同舊軍閥的反動統治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而且比舊軍閥更富於欺騙性、買辦性和殘酷性。
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投降賣國，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力迅速增長，無論是對華的資本侵入或是對華的商品輸出，都創中國貿易史上的新紀錄。各帝國主義列強在財政、金融、交通、工礦企業等方面，逐步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命脈，繼而進一步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政治大權。中國不僅未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殖民地化趨向日益加深。
在新軍閥的統治下，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矛盾，直接導致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和頻繁不息的軍閥混戰。無數人民在戰亂中流離顛沛、家破人亡。
在蔣介石新軍閥的統治下，工農群眾在大革命時期爭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被完全剝奪。在城市，原有的各級工會被解散、封閉，工人領袖和積極分子遭到逮捕、迫害和殘殺，大批工人失業，工作時間延長，工人稍有反抗，即慘遭武力鎮壓；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失學失業，完全失去民主、自由的權利。在農村，革命時期被打倒的豪紳地主，瘋狂地向農民反攻倒算，農民協會被解散，農民領袖和積極分子被屠殺；減租減息轉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業生產日益萎縮，廣大農村餓殍遍野，一片凄慘的景象。
與此同時，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處境也每況愈下。由於各種苛捐雜稅，手工業和小商人的負擔過重，處境悲慘，日趨破產。在大革命中退出革命營壘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沒有得到什麼好處，而且在經濟上也日益處於破產和半破產的境地。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大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實行「清黨」和「分共」，把共產黨視為「洪水猛獸」，蓄意製造了一起起血腥慘案。
1927年3月6日，蔣介石密令其爪牙、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等，用亂槍殺害了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市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16日，蔣介石用武力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並解散了江西省學聯，封閉了國民黨左派的《貫徹日報》；3月17日，蔣介石解散了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市黨部委員和工人多人；3月23日，蔣介石指使反動分子搗毀安徽省總工會、左派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等，不僅打傷數十人，而且強拉他們遊街。就這樣，蔣介石從贛州、南昌，一路殺向南京、上海！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反動軍隊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埋伏在寶山路三德里附近，向當時行進到此的上海工人群眾的遊行隊伍開槍。頓時，寶山路血流成河，當場打死100多人，受傷者無數。緊接著，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市總工會，查封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從4月12日到15日，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在這次大屠殺中，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英勇犧牲。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廣東的反動派按照和蔣介石的密謀，於4月15日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被捕殺的共產黨人和工人積極分子達2100多人。我黨的優秀黨員蕭楚女、熊雄等慘遭殺害。
繼「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之後，蔣介石的爪牙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汕頭、重慶等地，先後進行了殘酷的反革命大屠殺。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犧牲在蔣介石反動派的屠刀下。
與此同時，北方軍閥也遙相呼應，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屠殺。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公然踐踏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逮捕了蘇聯外交人員和在使館內避難的李大釗等60餘人。接著，奉系軍閥不顧人民群眾的抗議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李大釗秘密絞死，將范鴻、謝伯俞等20餘位革命者秘密槍決。
此外，在5月17日的夏斗寅叛變中，在5月21日的「馬日事變」中，在7月15日的「分共」逆流中，又倒下了無數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其中有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
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竟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反革命高壓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時入黨的不堅定分子，有的聲明自動脫黨，有的自首叛變，共產黨員由近6萬銳減到1萬餘人，工會會員由300萬人銳減為幾萬人。這個時期，「中國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慘的白色恐怖的國家」。
大革命失敗的陰霾烏雲，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使得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的逆轉。這時，反革命勢力大大超過了共產黨所領導的有組織的革命勢力，全國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
但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瘋狂屠殺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凈身上的血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