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18兩日上午在計委科長以上幹部會上）
武昌會議決定大家都學習過了，這次調整一九五九年計畫的報告已經發下去了。計委準備從今天開始到六月二十日組織全體同志學習這一報告。
一九五九年計畫的內容很豐富，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武昌會議時主席（按：指毛澤東主席。下同）在《黨內通訊》中指示學習兩本書。感到在我們的計畫工作和經濟生活中間產生許多新的問題，如果不很好的學習，就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去年提倡以虛帶實，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沒有先進的理論，就不能很好地指導我們的實際行動。去年大躍進，今年太緊張，到底是什麼問題？我們要搞一九六零年計畫和第二個五年計畫，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正確地回答，沒有正確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結合黨組的討論，李（富春）主任所講的精神，根據同志們在學習中提出的問題和我過去想到的問題談一下。準備講心裡話，講真話。可能有講不對的地方，僅是同大家在一起學習一下。所謂「學問」，就是有學又有問，有爭又有論。如果承認有矛盾的存在，就會有爭論。爭論不是壞事，是好事。最近在委里有不同意見，非常好，用不著大驚小怪，計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沒有爭論，是假象。沒有爭論對於我們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問題，不可能一下就爭論出哪個對哪個不對，要從實踐中來證明。要使我們的思想活潑些，否則，腦子搞空了。去年一年來，許多事情沒有很好理解，經過一段實踐後，腦子比較清楚一點。相當一個時間是「哲學的貧困」——腦子的貧乏。許多事情似信非信。
一九五九年計畫，我們搞得最早，從去年六月就開始了。從「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到現在整整一年了。一年來，計畫訂了好幾次。北戴河會議確定鋼產量為二干五百至三千萬噸；計畫會議確定三千萬噸，下面報三千九百萬噸；武昌會議有些調整，確定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定為一千八百萬噸，其中好鋼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經過訂貨會議，感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還有問題，回來後，李主任向我們布置摸一下一千六百五十萬噸還有什麼問題，經過中央財經小組抓落實，到現在產生出這樣一個調整方案——鋼產量一千三百萬噸。這還不是正式修改計畫。正式計畫已經由人代會通過，再修改不好。實際上，發生了變動。按照第一、二季度訂貨會議的情況，加上對下半年的預計，並把原材料按落實的精神來分配，確定生產水平和基本建設項目。
基本建設項目以前是一千二百多項目，這是按一千八百萬噸（鋼）部署的。現在限額以上項目七百八十個，其他推遲、下馬。必須按現在的生產情況和原材料供應的可能縮短戰線。
根據這樣的安排，到年底，預計鐵能達到二千萬噸（如果達不到，就難以保證一千三百萬噸鋼）；好鋼一千三百萬噸（以後統計的時候，要分別好壞鋼）；鋼材九百萬噸。對其他主要品種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調整。這只是作為一個預計。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關係和平衡結果。
一九五九年計畫的編製和調整過程說明什麼呢？說明一九五九年計畫定得偏高，「偏高」——這是對外的說法，實際上是過高。由於過高，今年一月以來，在國民經濟中產生許多緊張情況。這些緊張情況，看起來好多是同我們的計畫過高有關係。
北戴河會議時，抓人民公社和台灣海峽問題，沒有更多地討論計畫問題。到武昌會議時，主席就發覺了，提出要從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鋼）。記得那時還提出過十五年搞四億噸（鋼）的方案，主席一聽很驚疑，有什麼根據呢？因此，也沒有討論。武昌會議時，主席講的話非常透徹。回來後，作了小的調整，沒有大的變動。以後又到了上海會議，經過落實，比原來大有進步。
但是現在的落實指標，能不能有把握地說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計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這個問題還存在，有待於繼續研究。
我們原來的計畫訂得偏高或過高，我們有責任很好地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保證從一九六零年起，把計畫工作逐步搞好。
因為每次的計畫是經過我們提上去的，是中央決定問題的根據。而我們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們綜合平衡工作沒有做好。
當然，也不能由於現在發生了問題而被嚇住，也不能恨天怨地。總的來說，這一段也是難免的。去年全黨辦工業，全黨抓計畫，又抓工業，又抓農業，事情很多。而經濟工作是比較複雜的，難免不發生問題。正如毛主席所講的，聰明人碰了釘子就會轉過來。事前諸葛亮是聖人，事後諸葛亮至少是賢人。因此，我們最大的勝利是所知道的這些失敗。如果全黨同志能夠從中學到東西，失敗就會變成勝利。我們是綜合機關，我們有責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認識到這些教訓。
為什麼我們的計畫搞得過高？
1．首先從思想方法來說，基本上是主觀同客觀的矛盾。過去講「主觀能動性」，但是主觀能動性不應超過客觀可能性。武昌會議上，主席講，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一種是虛假的。只有主觀能動性充分反映了客觀現實性，主觀同客觀才會一致。絕不能從主觀上想像：下個命令，要必然性聽我們的話，必須首先了解它，認識它，然後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見，主觀所以能動，正是由於它正確地認識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可能。當這種可能在客觀上不存在的時候，那我們的主觀就「能動」不了。如果勉強的動，就成了盲動，盲動就造成了被動。被動就是被客觀必然性把我們鉗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國，這樣就沒有自由。
我們講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條是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主席講，自由和必然的關係，值得我們做計畫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學習。鋼的指標由二千萬噸落到一千三百萬噸就證明了這一點，主觀設想的太大，沒有很好地進行綜合平衡，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客觀必然性來進行分析研究。對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勇氣負起這個責任，認識到底是什麼問題，然後回答問題。回答出問題，就是我們計畫工作的勝利。
計畫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講的，躍進的形勢要求我們做計畫工作的同志要多謀善斷，要留有餘地，不打無準備之戰，波浪式的前進；同時還提出善於觀察形勢，要當機立斷。這些問題都是對我們搞經濟工作的，也是對搞計畫工作的同志講的。事實上也是個批評。
過去我們的水平低，覺悟還不高。從北戴河會議起，主席一面鼓勵我們的幹勁，另方面同我們的主觀片面性作鬥爭，曾經對我們寫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評，認為我們對問題缺少研究，要求我們很好地研究工業。但是，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沒有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武昌會議時要我們讀兩本書；計畫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要調整比例關係；革命熱情、幹勁要和冷靜的科學分析結合起來。但是，我們覺悟得還不夠。上海會議也講工作方法問題，提出有了總路線沒有正確的工作方法，總路線是搞不好的。北京會議時又講了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問題，要求大家對問題鑽進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後解決矛盾。我們應當根據主席的指示，要從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認識現在的緊張情況的根源，如何改善，這樣對於我們的工作很有幫助。
2．在我們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點是在計畫工作上沒有貫徹群眾路線。這一點，在第一個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從現象上來看是貫徹了群眾路線，從實際上來看，沒有貫徹。從計委來說，每次計畫的調整變動，時間很緊，來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談一談（首先是計委內部的同志），對於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組織和發揮出來，認識得不夠，大量的事情沒有看出來。最後難免「寡斷」。
同各部的聯繫也不那麼密切，有時找來，就是決定一下。聽一聽各部計畫司的同志的意見，做得不夠。這次搞一九六零年計畫準備同各部計畫司和省市計委掛鉤。閉門造車，很難把計畫搞得好。
主席曾提出，我們到底有沒有經驗，到底有沒有群眾路線？經驗不能說沒有，但是去年以來丟掉了。
只聽正面的話，不聽反面的話，只聽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意見注意得不夠。從黨組來說，我感到對內部對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點的。由於這一缺點，使得我們的腦子反映情況不那麼充分，矛盾不能明顯地暴露出來。搞計畫工作，如果沒有什麼矛盾，就沒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觀存在。
計畫工作應該多謀善斷。怎樣才能多謀，沒有大家動腦子想，就談不到什麼多謀。沒有多謀，沒有暴露出問題就談不到善斷。怎樣斷法？主席常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計委兼聽還不夠。凡是同國民經濟有關的情況都應該知道。過去對這一點在實踐中總是容易忘掉，體會不深。
至於說，計畫工作上的一些具體的業務方法，在這一時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