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果不把此話當作宿命論的哲理來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還是反映了一些客觀狀況。一個人儘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來問心無愧，也難免在複雜的環境中失足受挫。更何況總有那麼一些人，為了某種需要，耍陰謀、搞詭計，常常從背後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國共產黨內一貫搞鬼整人的老手。賈拓夫則是前傷未愈，又遭中傷。
那是1962年10月，賈拓夫的「右傾機會主義」問題已在七千人大會上一風吹掉，周恩來總理已要他準備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獲准以中共中央委員的資格，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就在這時，康生突然製造出一個「小說反黨案」，硬是把小說《劉志丹》說成是「為高崗翻案」，是製造和宣揚「陝北救了中央」的反黨觀點，是一部「反黨小說」。還製造出一條毛主席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同時羅織出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硬說這部小說是這個「反黨集團」炮製的，目的是為「實現篡權野心製造輿論」，云云。
其實，這個「案子」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別有用心的陰謀。
劉志丹是陝北早期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為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和開展武裝鬥爭作出了卓越貢獻。1936年，遵照黨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紅軍東渡黃河，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不幸壯烈犧牲于山西戰場。毛澤東親自題詞稱他是「人民英雄」。劉志丹是陝北乃至全國人民景仰的革命領袖。為永久地紀念他，黨中央、毛主席批准將他的家鄉命名為志丹縣。1956年，工人日報社向劉志丹的弟媳（地質部副部長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約稿，寫一部劉志丹的傳記小說。李建彤懷著極大的熱情，走遍陝北根據地的山山水水，訪問了幾百名老黨員、老幹部、老紅軍、老赤衛隊員，經過幾年的準備，寫下了這部反映劉志丹光輝一生和陝北人民英勇鬥爭歷程的小說初稿。1962年，正當李建彤進一步徵求意見，做第六次修改的時候，有人向康生告狀。康生如獲至寶，下令將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廢棄的第三稿印成書稿，分發批判。就這樣，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說《劉志丹》，便成了一樁「反黨事件」的「罪證」。
康生為什麼要這樣干？拿他自己公開說過的話，叫作「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所以，給小說戴上「反黨」的帽子，製造出一個「反黨集團」，進而株連到幾乎所有接受過採訪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書而整治一大批幹部，就是不足為怪的了。後來，把「習賈劉集團」又發展為「西北反黨集團」，再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也可以說是不足為怪了。
雖然，陰謀詭計盡可以得逞於一時，但終究是不能長久的。「文化大革命」後，這一小說「反黨」的大冤案，終獲徹底平反，這一事件也作為康生等人的罪行記入了史冊。但是，賈拓夫在當時卻又一次遭受了無端的沉重打擊。
事實上，賈拓夫與小說並無關係。他作為陝北革命鬥爭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曾與劉志丹有過接觸，有過工作關係。李建彤為了解陝北鬥爭的歷史情況和劉志丹本人的各種情況，曾於1957、1958年採訪過賈拓夫兩次。這部小說被定為「反黨小說」，拿到八屆十中全會之前，他既沒有看過，也沒有聽說過其內容，但他卻被打成炮製這部小說的「反黨集團」成員，而被取消了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以接受中央進一步的專案審查。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於此。毛澤東主席在1962年10月的這次中央全會上，進一步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要求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於是，所謂的「反黨小說」也就自然地與「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一定要首先造成輿論」的階級鬥爭觀點相聯繫了。這種壓力，當然對任何黨內的同志都是極其可怕和難以承受的。
正當賈拓夫滿懷著熱情，企盼為黨去做新的工作的時候，小說問題猶如一盆污濁的冰水當頭潑下。他委曲，他激憤，他無可奈何。他在反覆申辯自己與小說並無關係，沒有任何反黨活動，更無任何反黨思想之外，別無其他選擇。既不能回到火熱的基層工作中，繼續他稱為「初小」的學業，也不可能接受什麼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壓抑憤懣，盡量做到平心靜氣，以坦蕩的胸懷去接受組織的又一次審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麼呢？
曹操詩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堅之士之所為。而共產黨人，堅定的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們個人的處境如何，他們都不會把自己與為之奮鬥的事業割裂開來。在偉大的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振興的事業必將前進、並且正在繼續前進的時候，他們總是把錯誤和挫折看作是前進中的曲折，把個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個局部。這種曲折，這種局部，終究不會影響總的趨勢和全局，終究不會倒轉歷史車輪。而他們自己是與這個總趨勢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會僅站在個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這些，而經常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去看待這一切。因而，他們可以在敵人的鐵牢里認真學習外語，可以在酷刑下堅持鬥爭，可以刑場上舉行婚禮，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談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賦詩作畫，可以在挫折中樂觀人生……這裡究竟包含了些什麼呢？我們很難用精鍊的語言去概括。但是，正是這些精神推動著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曲曲折折地前進到今天，也必定會曲曲折折地繼續前進到更加壯美的明天。我們不能用文字準確生動地說明賈拓夫此時的心境，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他身上看到許多，想到許多。
賈拓夫再次受挫後，從1962年底開始來到中央黨校研究班學習。這可能是對「犯錯誤的高級幹部」一種通常的過渡性安排。而賈拓夫則把它當作了一次極難得的學習機會。儘管他一貫注意學習理論，但從參加革命以來，他畢竟沒有過這樣一種集中的學習機會，從來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結合當時的形勢，有選擇地學一點東西而已。儘管人們說他有理論水平，也善於與實際結合，但他畢竟還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過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書籍，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儘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但他並不覺得日暮途短，而認為自己正值壯年，以後要做的事情還會很多。儘管他屢遭冤枉，已被貶黜，今後會安排個什麼工作尚不可知，但他總懷著奮鬥不已的志向，認為不管做什麼，多學一些，學深一些，終究會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個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視這個機會，充分利用這個機會，認真地投入到學習當中。
賈拓夫在黨校的學習非常刻苦。本來，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也沒有什麼硬性任務和進度逼迫著他，他滿可以從容學來。但他卻還是像過去對待工作那樣對待讀書，像過去擠工作間隙看書那樣，抓緊時間攻讀。他認真地學了幾乎所有重要的馬列經典著作，通讀了《毛澤東選集》1—4卷，又精讀了一遍。他邊讀、邊思考、邊作心得筆記，讀到精神專註時，甚至忘卻了時間，竟然常常要別人提醒他去吃飯。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他都在學習，很少和其他同學一起打牌、娛樂。有時飯後散步，還和一道的學友交流、討論，因為他腦子裡很少有其他問題，裝的都是書里的東西，簡直有些如醉如痴。長時間這樣讀書，對於他這樣的人，身體都有些吃不消了。由於過於疲勞，患了眼疾，以至醫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書一段時間，好恢複和保養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說他：「拓夫，時間還多，何必搞得如此緊張？學了東西，丟了身體，也划不來嘛！」校方和同學都公認他是研究班裡最刻苦的一個。
他為什麼這樣拚命讀書，是在打發光陰嗎？是為了排解內心的煩悶、苦惱和委曲嗎？不是的。正像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他是個認真的人，幹什麼事都認真，有時甚至過於認真；他是個真誠的人，真誠地認為這段學習對他是極端必要的；他是個倔強而堅韌的人，他不願消沉，他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人們常說詩能寓志。賈拓夫在黨校期間，偶有詩作，看看其中一些詩句就能對他有進一步的理解了。
如他在一首《七律》中寫到：
人間正道何處尋？四論傳神辯證通。
舊面豈容批判外，新生常在鬥爭中。
曾經滄海仍為水，重整長纓好縛龍。
苦將真知能學到，乾坤造化自無窮
另在一首長長的五言詩中，有這樣一些句子：
過則無殫改，褒時當忌昏。
虛心常受益，自滿必迷津。
辯證觀世界，無產化餘生。
鬥爭銘心內，自由努力爭。
有黨萬事足，無私一身輕。
放下臭架子，甘當螺絲釘。
行年過半百，壯志隨時增。
老馬途能識，懸崖奮勇登。
賈拓夫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