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遼寧撫順市。發電廠那150米高、號稱當時亞洲第一的大煙囪上，噴吐著一股股黑煙，像是告訴人們：經過大躍進的折騰，它並沒有稍事休整，而是繼續拖著疲憊的身驅，在吃力地運轉。它那多病的機體，無可奈何地支撐著，勉強地為東北重工業基地輸送著電力，像一個未老先衰的弱夫一樣。
發電廠的各個車間不時出現一個陌生的身影。他黝黑精瘦，花白的頭上頂著一頂工作帽，一身和工人們一樣的工作服套在他那瘦弱的身驅上，脖子上圍著一條白毛巾。他認真地和大家一起邊勞動，邊交談。人們並不熟悉他，但是與他相處，就像老夥計一樣的親切、隨和……他就是賈拓夫，新來的代理廠長。
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接受批判、撤銷職務以後，賈拓夫逐漸從困惑中清醒過來。事已至此，人總不能老是困在已發生過的事件之中，總得向前看，往前走啊？過去的，讓歷史去評說，而後來的路還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賈拓夫向組織提出請求：到基層去鍛煉，到實踐中去工作。在他等待安排的時候，心情開始平穩，思想才開朗了一些，願意和夫人白茜一同到街上走走，恢複一下身體，也接受了孩子們的意見，周末一起去政協禮堂看看電影，調整一下情緒。不過，他仍不願見熟人，總是在電影開演後進場，散場前離去。不知是自己面薄，還是怕連累別人，反正那時熟人相見，彼此都會覺得尷尬。
1960年11月，中央批准賈拓夫的申請，安排他到遼寧撫順發電廠擔任廠長。他興奮起來。一年來賦閑和反省的日子，總算挨過去了，又可以工作了！只要能繼續工作，以前的各種不愉快，各種委曲、挫折，似乎都可以忘卻。對於這些以工作為全部生活的人來說，沒有任何處罰比剝奪他們工作的權力更使他們難過的了。賈拓夫此刻以一種期待的心情開始打點行裝，好像他不是被下放，不是被貶黜，而是接受了一項什麼重要任務。
他的孩子們對此卻有不同想法，他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他們還不懂什麼是黨內鬥爭，什麼叫路線問題？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好人，是一個只會辛辛苦苦工作，不知休息，也很少有時間顧及他們的父親。他們還知道父親是個4級大幹部，聽說比部長的「官」還「大」。現在聽說是因為犯了錯誤，要去當個小小的廠長，還要到遠遠的東北去，他們心裡很難過，想不通，也感到有一種精神壓力。
賈拓夫察覺到孩子們的精神狀態，他嚴肅起來。是啊！過去自己的腦子裡全被工作塞得滿滿的，從來沒有精力考慮孩子們。好像只有受到了批判和處分後，才又回到生活中來。可是這時怎麼對孩子們講清楚呢？他沒有發火，而是召開了個家庭會。他耐心地對孩子們說：「爸爸就要到東北去工作了，希望你們還和以前一樣，不，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學習，比以前更爭氣。爸爸的事情，你們長大以後就會明白，現在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壓力。如果爸爸官大，你們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們就垂頭喪氣，那麼如果爸爸當農民，回老家種地，難道你們就不要我這個老子了？！」他還深情地對孩子們講：「幾十年的戰爭歲月中，有無數的好同志為黨的事業犧牲了。我們過來的人有了權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們未竟的事業擔負起來，何以告慰死難的同志？我們今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爭名爭利，還算什麼革命者！你們長大了也要工作的，也是繼承先輩們的事業，要多想學習，多想工作，少想個人，少想待遇、地位。在這一點上，爸爸媽媽是相信你們的。」確實，賈拓夫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從來都是積極工作，連生死都可以不顧，哪裡還顧得上計較名利與個人得失呢？
當然，他對於硬定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根本上是想不通的。他對白茜說：「我們辛苦了幾十年，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這一點我心裡還是踏實的。我從不、也從沒有反對過黨。批判我的所謂幾大罪狀，集中到一點就是說我從1958年大躍進到1959年廬山會議，極其頑固地反對高速度、高指標，堅持低速度。其實我並不是這樣。我的所言所行，沒有根本性錯誤，所以也不追悔莫及。我還是覺得，作為一個負責幹部，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黨中央、毛主席講假話。因此受冤屈，我相信有一天會說清楚的。」
他就是帶著這種心情來到了撫順發電廠，他把這當作一個新的生活階段。本來，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允許他帶秘書、公務員，甚至炊事員同去，但他婉言謝絕了。他認為自己是去基層工作，又不是去休養，更不是去當老爺，怎麼能那樣前呼後擁的呢？後來考慮到實際情況，組織上半命令式地讓他帶上公務員小李下去，他答應了。一到廠里，他就把小李安排到儀錶班當工人，讓他學習技術，參加生產，只是利用業餘時間幫助他照料一下生活。他是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年輕人的前途啊。小李雖感為難，但還是按老首長的意思做了。小夥子很感激，除認真照顧賈拓夫的生活外，他非常刻苦地學習、勞動，很快便掌握了生產技術，後來擔任了儀錶班長、廠工會副主席，成為一名出色的工人幹部。一老一少在異地他鄉相伴甚篤，小李還作了賈拓夫的義子，一時傳為佳話。這位忠厚可愛的小夥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連，遭到迫害，下放三線。他貧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參加了賈拓夫的追悼會，見到義父平反昭雪後，不久便告別了人世。至今兩家人仍像親戚一樣，來往甚密。
既然賈拓夫沒帶有「贖罪」的感覺，也沒有因受到錯誤處理而抱怨不已、消極懈怠，而是以一種革命者四海為家，到哪裡都要工作、奮鬥的姿態下去的，當然也就不把電廠當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淵明了。相反，他懷著一如既往的赤誠，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朝氣、勇氣和銳氣，繼續邁著他堅實有力的步伐。
到撫順電廠工作不久，他在給家裡的信中寫了一首詩，充分表達了當時的心情：
下放煤都原有故，
廬山教訓信無辜。
京中同志若相問，
早已投身在火爐。
共產黨人的氣節和豪情溢於言表，擲地有聲。
當時，撫順發電廠正處在連續3年躍進，又逢3年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刻。電廠長期超負荷運轉，設備嚴重失修，全廠19台鍋爐中半數帶病運轉，到處「跑冒滴漏」；電器設備絕緣老化，事故頻頻發生，工人們說這是「殺雞取卵」。這個廠是有40餘年歷史的老廠，本來有成熟的管理經驗和系統的規章制度，但在大躍進中大多被破壞，正常秩序被打亂，無章可循，制度不靈，全靠行政命令來指揮群眾。「三天革個命」、「一天革個命」，整日苦戰，天天突擊，企業管理陷入「松、散、亂」。場區內粉塵沒脛，積灰盈尺，像是今天幹了明天就不幹了一樣。工人們經3年苦戰，又遇嚴重荒年，吃不飽肚子，體質普遍下降，疲憊不堪，大約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腫病……但當時還處在持續躍進的浪潮之中，反右傾運動餘波未盡，一般人噤若寒蟬，絕對不敢講真話。
賈拓夫到廠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黨委和各級領導同志，詳細詢問電廠3年的躍進情況和了解職工生活中的困難。他還挨家挨戶訪問幹部、職工，到他們家裡實地察訪；召開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聽取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意見和要求；深入生產第一線，與工人一起勞動，促膝談心。他對電廠的政治、生產、行政、財務等部門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他開始對電廠工作展開了全面整頓。對於一個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人來說，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呀！
他首先直言不諱地提出：「現在不是要提倡繼續大躍進，而是應當休整；不是還要動員工人群眾苦幹，而是應當讓他們坐下來總結前一段工作。」他大膽而坦率地說：「我們再不能搞這種大躍進了，再這樣幹下去，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何以向後人交待？真是不得了呀！」
他感到思想認識是第一位的，就以實事求是、講真話作為突破口，用來扭轉浮誇風、命令風和瞎指揮風。1960年，電廠曾不顧生產實際和經濟效果，貿然調許多老工人和技術骨幹，用1.2萬多個工作日，投放90多噸鋼材和120噸水泥，建了一座與電廠毫不相干的煉油爐，謂之「大搞技術革命」。結果脫離實際，成了一堆廢物，浪費了幾十萬元資金。看到這種情況，賈拓夫十分痛心。當時也有不少人對此有反感，幹部、工人情緒很大，但無人敢阻擋這種躍進潮流之下的種種做法。賈拓夫則明確地提出反對意見（他到廠時此事木已成舟）：「電廠不抓安全、經濟發電，去搞那些無關的所謂技術革命，是不務正業。這樣下去，勞民傷財，顧此失彼，要堅決停下來。」
那年，修配分廠在躍進比武時，提出要在當年增創產值1億元。對這個只有幾百萬元產值生產規模的分廠來說，根本辦不到，但誰也不敢公開表示懷疑。賈拓夫了解這個情況後，極其嚴肅地批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