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古老的中華民族飽嘗帝國主義列強、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壓榨、剝削和蹂躪，真是窮夠了，苦夠了，也受夠了。當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終於翻起身來，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並且順利地建設自己的家園時，巨大的能量釋放了出來。生產關係的變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僅短短的8年，就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創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偉大成就：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3.5%，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8%，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1949年還只能生產19萬噸鋼，1957年就達到年產535萬噸，8年增加了28倍！這一年糧食生產達到19505萬噸，硬是養活了飢餓慣了的6億之眾。這些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從未有過的奇蹟，出現在東方這個人口最多，也幾乎是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怎麼能不叫這個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奮，感到激動不已！
不僅如此，在落後的農業大國，已經開始顯現工業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剛剛結束但還傷痕猶存的百年恥辱，更激發著中華民族圖強爭勝的熱烈追求。從新舊社會反差強烈的對比之中，人們信服地承認：共產黨、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要照領袖的指示辦，新中國馬上就會跳躍到繁榮盛世。被已創造出的輝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動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勁，一心要馬上再創更加宏偉和瑰麗的成就。
而中國共產黨，這個從小到大、以弱勝強、從赤手空拳到打敗所有敵人、奪取了政權的黨，這個令沒有領導過經濟建設而成功地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奇蹟的黨，也為自己的成功而激動。緊接著，自然是再接再厲，再創人類更大奇蹟的決心。
於是，摩拳擦掌的躍躍欲試變成了改天換地的巨大幹勁，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躍進浪潮，很快便席捲中國大地。
1958年初，就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賈拓夫調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從協助李富春副總理主持計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被置於大躍進時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經受了一場特殊的鬥爭和考驗。可以說，這是賈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時期。他究竟是怎樣度過的？是不是一個失敗者？事實和時間會作出回答。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震撼世界的目標：中國要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用15年時間趕上英國。同年同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的社論（四十條即指《農業發展綱要》），首次提出了「躍進」的口號。
1958年元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激烈地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泄了氣不得了！」
「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1956年6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看？……」
毛澤東主席把反冒進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不僅認為反冒進泄了6億人民的氣，導致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並且把反冒進與右派進攻聯繫起來，甚至提到反對他本人的問題。會上，周恩來、陳雲等人受到嚴厲指責，劉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論，也遭到批評。賈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評的行列。
會上要求各地苦戰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觀，在5—8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標（這個綱要剛剛通過不久，正在掀起討論和貫徹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區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實現國家工業化）。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躍進號角正式吹響了。
如今年紀在50歲以上的人，都還能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怎樣轟轟烈烈的年代！又出現過怎樣的狂熱和扭曲。全國上下，東西南北，各行各業，在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帶領下，在社會上進行了反右派鬥爭和黨內批判反冒進的鞭策下，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農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層生產關係的變革——人民公社化運動又迅即鋪天蓋地湧向全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中國似乎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形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鼓動起的熱浪，把大部分領導和群眾的頭腦也燎得熱漲起來。人們似乎認為，只要鼓勁再鼓勁，趕上英國已不在話下，一窮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會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種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資極大豐富，消滅了三大差別（指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能夠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在這一代人手上實現。「五年內實現共產主義」，甚至「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標語口號，在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街道處處可見。一些老共產黨人也極度興奮地以為，他們能夠活著見到共產主義的到來……。
在這種熱漲的空氣下，什麼經濟基礎，什麼科學分析，什麼客觀規律，都統統不在話下。「沒有辦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提出了；小麥畝產兩千斤、7千斤、13萬斤，一直到水稻畝產30萬斤、番薯畝產100萬斤的「衛星」很快放出來了；一個山梨20多斤，一根大蔥3斤6兩，一粒蠶豆7兩多，一頭母豬共下了200多隻豬仔，一隻雞兩個鐘頭就下8個大雞蛋……「奇蹟」一批批地湧現。人們已經在擔心：糧食這麼多，吃不了怎麼辦？
問題不在於群眾的狂熱，人們要求迅速改變落後的願望是真誠的，他們為之而拚命苦幹是出自內心的，問題在於指導他們的方針和政策。在大躍進時期，黨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出了錯誤，違背了客觀規律，搞起主觀主義的高指標，隨之又颳起了一股瞎指揮風、浮誇風和「共產」風。
本來，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確已創造了奇蹟般的偉業。1957年，在經過調整後，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已比較協調，成為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實現了鋼產量535萬噸，糧食產量達3700億斤以上。這充分證明中國有可能比其他國家，包括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也應該發展得更快一些，同時也為今後更快一些地發展打下了基礎。問題在於，新中國的航船，畢竟是行駛在小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窮二白的落後農業經濟條件下，什麼叫更快？快的基礎是什麼？怎樣發展才能更快？快的規律是什麼？快到什麼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穩妥的？很可惜，這些問題沒有被最高決策人所重視。
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刺激下，毛澤東主席又站到第一線，把工業生產大躍進推向新高潮。原來，國家經委向國務院的建議中把1958年鋼產量指標定為624萬噸，生鐵定為732萬噸，鋼材定為482萬噸，分別比1957年增長19.2%、24.9%和13.1%。即使按當時的標準，這也已經是大躍進了。但毛澤東為各地各行業群眾的衝天幹勁和對黨、對領袖的狂熱擁護所感動，想到農業可以創造奇蹟，為什麼工業不能大搞群眾運動，也創造出奇蹟來？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人們都認為大好形勢來了。毛主席問當時的冶金部負責人：「形勢要發展，鋼能搞多少？翻一番怎麼樣？」回答：「行，可以考慮。」毛主席考慮到推動工業的大躍進，考慮到鋼鐵是一個國家工業水平的標誌，原來的計畫不行，在會議上把鋼鐵生產作為全黨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說：「……鋼由1957年的530萬噸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有完不成的危險，中心問題是搞鐵。現在都打了電話，發動了，可是還要抓緊些，要回電話，要保證。」
北戴河會議上正式決定，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並且召開各省書記會議，下達任務，公開宣布。就當時實有的開採、冶煉、運輸等基礎能力而言，這個指標實際上是達不到的。但是，毛澤東下了那麼大決心，又進行了發動，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注意力和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全黨動手，大辦鋼鐵。在那種氣氛下，不同的聲音是很難說出的。況且，誰也沒有經驗，奇蹟或許會發生？反「反冒進」給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誰又願意去當右派呢？
北戴河會議後，「鋼鐵元帥」正式升帳。全國一下子動員起幾千萬人，日夜苦戰，大搞小（小高爐）、土（土法鍊鋼煉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