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
延安——抗日軍民的首都，革命人民的聖地。
1940年，延安北門外風景秀麗的桃花山上，出現了一座清真寺。領袖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清真寺」三個大字鐫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一位年長的阿訇，正在主持回族群眾的宗教儀式。
藍家坪對岸，新修起一座別緻的建築，豎立在延水旁，顯得格外醒目。人們非常熟悉這座建築物門額上「成吉思汗紀念堂」這七個字，是毛澤東主席的手筆。紀念堂裡面的「世界巨人」橫幅、蒙古族人民英雄的半身雕像，是魯迅藝術學院的藝術家專門塑造的。
在那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延安呈現出大家庭式的民族團結的祥和景象。
這些新氣象，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工委）領導下出現的。
共產黨的領導、武裝鬥爭、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的方針，過去促成了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現在仍然保障著我們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的團結和興旺。
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少數民族工作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李維漢曾談到：「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從組建西北工作委員會時期開始的。西工委的工作，在我們黨的民族工作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賈拓夫又曾在西工委起過重要作用。」這一段的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它卻是賈拓夫一生中的又一個重要時期。
1938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這是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整個戰略部署，為了加強西北地區黨的工作，建立這個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採取的組織措施之一。1939年，黨中央調賈拓夫回延安，任命他為剛成立的西工委委員兼秘書。西工委書記由張聞天兼任，委員有王若飛、鄧發、蕭勁光、高崗、李富春、李維漢、高自立、謝覺哉、賈拓夫、陳鐵錚（孔原），李維漢兼任秘書長。由於各委員都有其他的重要工作，均為兼職，所以其日常工作實際上是賈拓夫協助張聞天、李維漢主持。
西工委除受黨中央委託，主管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綏遠（今內蒙古西部）5省的白區工作，聯繫指導陝甘寧邊區黨委的工作外，還主管5省少數民族工作。對於賈拓夫來說，前一部分雖不能說駕輕就熟，但畢竟是他多年來從事過的工作，一些地區的情況和人事他也了解，而對於少數民族工作，應該說是一個新的領域。此前，他只是在長征途中，在藏民區搞過征糧，在三邊做特委書記時，負責過對內蒙伊克昭盟和寧夏地區的工作，特委曾下設蒙古工作委員會，由高崗、曹動之、趙通儒等人做具體的民族工作。
賈拓夫從來是不講條件、不怕困難和服從組織的。憑著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憑著他高昂的工作熱情，也憑著他善於學習和思考、勇於開拓的精神，他很快便熟悉了情況，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
抗戰初期，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工作不僅是實現黨的長遠目標所必須開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也是當時形勢所要求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
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佔領了位於西北的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侵佔了綏遠省的大部分地區，在被佔領區建立了一個以德王為首的叫作「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日本侵略者還在實施一項更加陰險毒辣的計畫，即派遣特務潛入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層，策動他們在甘、寧、青三省成立另一個傀儡政權——「回回國」，與偽「滿洲國」遙相呼應，並與「蒙疆自治政府」、殷汝耕的「華北自治政府」等漢奸政權聯成一氣，形成對中國北部的殖民統治，進而包圍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這一陰謀正嚴重地威脅著整個西北地區和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針，而且長期對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實行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使得少數民族群眾極為不滿。這些倒行逆施只有對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推行民族分化、分而治之、合圍滅共的陰謀有利。
因此，積極正確地開展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工作，爭取回族和蒙古族廣大人民，包括上層愛國人士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保衛和擴大抗日鬥爭成果的一項緊迫的戰略性任務。完成這項任務不僅要同日本侵略者進行堅決鬥爭，而且要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為了完成這個重要任務，向黨中央提供全面的情況和政策建議，西工委專門成立了民族問題研究室，由李維漢、賈拓夫主管並參加研究，劉春負責，分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兩個組。他們想辦法從西安等地買來一些有關民族問題的書刊，到延安所有有藏書的機關學校查閱。經李維漢徵得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本人的藏書室中凡用得著的書刊資料也都借過來用。還從國統區和抗日前線回來的同志手中發現一些材料或專門了解蒙、回民族的情況。組織人手向甘肅、寧夏、大青山、伊克昭盟等地的上層人士了解。為更直接了解蒙古民族的情況，還專門組織考察團，到伊盟等地作了為期3個月的實際考察。賈拓夫帶領西工委的同志們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他們在環境非常艱苦和資料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做了大量細緻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對回回民族的歷史、現狀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當然是在當時條件所能達到的範圍內），為共產黨制定解決回回民族問題及團結這一民族共同抗日的各項具體政策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賈拓夫親自執筆，和劉春等人一起，為西工委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於1939年6月上報黨中央。毛主席在原文上批了「原則上同意」，中央書記處通過後，於1940年4月將《提綱》發至各級黨委，後又刊登在《共產黨人》雜誌上，並收進《六大以來》文件彙編中。賈拓夫還組織西工委的同志在這一提綱的基礎上，編寫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向全國發行。為了便於在國統區發行，沒有署西工委及作者的名字，而用了「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名義。
《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和《回回民族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系統研究民族問題的著作之一，它對於黨的民族問題理論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正確開展少數民族工作，對於實現當時黨的戰略任務，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1980年1月，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出面組織，民族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在「出版說明」中指出：「這本書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一些從事研究民族問題的同志，運用馬列主義的民族觀點，收集了不少的歷史資料，科學地論證了回回是一個民族，簡明敘述了回回民族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正確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對鼓舞各族人民在解放中華民族的共同鬥爭中，起了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國比較早期的運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民族問題，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一本圖書。」
在這本書中，根據對史實和理論的研究，明確地承認回回是我國境內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勤勞勇敢的獨立民族，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一個重要的兄弟成員，必須平等地對待。雖然，這個問題在今天來看不成為問題，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國民黨不承認回回是一個民族，蔣介石公開講：他們只是漢民信奉回教（伊斯蘭教），只是宗教信仰不同。這種「理論」是他們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根據，這嚴重地傷害了回回民族的自尊，種下了深深的民族矛盾。《回回民族問題提綱》的制定和《回回民族問題》一書的公開發行，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大漢族主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得到了回族人民，包括其上層愛國人士和回族知識分子的熱烈擁護，從而奠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回回民族搞好團結，共同奮鬥的基礎，對團結其他少數民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賈拓夫還領導西工委的同志在比較系統地研究蒙古民族問題的基礎上，向中央編報了《蒙古民族問題提綱》。1940年7月，中央書記處批示「基本同意」，同樣發至各級黨委，發表在《共產黨人》雜誌，收進《六大以來》文集中。
這兩個民族問題提綱，不僅闡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論問題，而且提出了黨團結這兩個民族共同抗日的具體政策，它是西工委當時關於少數民族工作的兩件大事。兩個提綱經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毛主席在上面親筆批示：「中央書記處原則通過」，還在「提綱」講到的「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這句話之後，加上「還要同時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字樣，為黨在民族工作中反對兩種傾向指明了方向。
黨中央批准實施兩個《提綱》，推動了邊區少數民族工作，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根據《提綱》的精神，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數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們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