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中華大地，呈現出愈益複雜的形勢。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在佔領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之後，已經踏進我華北河山，亡國的危機日趨嚴重。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並且在陝甘寧邊區率先實行新的政策、策略；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帶動了全國，神州上下，各界群眾的抗日救亡鬥爭空前高漲；而國民黨、蔣介石卻繼續與人民為敵，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圍剿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和抗日力量。
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將軍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將軍，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實行「兵諫」，逼迫蔣介石接受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說服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蔣介石被迫承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六項條件後，促成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
「西安事變」的爆發不是偶然的，而這一事變發生在西安也決非偶然。除了各種客觀形勢的影響以外，黨在陝西有長期鬥爭的基礎，則是一個重要原因。陝西省委雖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過兩次大的破壞，但革命的火種沒有熄滅，黨的組織和黨員依然存在。在楊虎城、張學良的部隊中，有黨的組織和許多黨員在堅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西安事變」爆發前，紅軍就分別與西北軍、東北軍達成了停戰協議。
「西安事變」爆發後，黨中央為適應新的鬥爭需要，決定重建陝西省委，急電在三邊任特委書記的賈拓夫即返回延安，隨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羅瑞卿、李克農等人一起，乘張學良派來的飛機直飛西安。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的當天，博古代表黨中央宣布成立陝西省委，任命賈拓夫為省委書記，歐陽欽、李一氓、張德生分別為軍事部長、宣傳部長、組織部長、西安市委書記；以後，汪鋒、趙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倫、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後參加了陝西省委的領導工作。
陝西省委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工作的，處於地下狀態。它成立後，立即展開了全面的活動。首先恢複了地下組織，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隊伍。省委成立以前，特別是經過1935年的大破壞，有組織聯繫的黨員剩下不過三四百人。1937年到1938年間，在抗日形勢的推動下，省委採取多種方式，廣泛發動群眾。在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做了準備的基礎上，通過由西安、三原等中心區向各界發展；利用下鄉的工作團、宣傳隊發現、培養和吸收黨員；由學校中的知識分子黨員到農村辦夜校、識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通過這些活動，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由西北軍、東北軍的黨組織，在駐地發展、建立地方黨組織；派遣骨幹到空白區去開闢工作等。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漢中、關中、陝南地區普遍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成立縣委和工委的有30多個縣，成立特別支部或支部的有十幾個縣，還成立了西府、西路（西蘭公路）、沿河（黃河）、漢中、安康、商洛地委（工委），在西安成立了市委及學委、工委、婦委。西安和各縣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師範等都有了黨支部或有聯繫的黨員。東北大學、西北聯大都有幾十名黨員組成的支部，紡織、郵電、鐵路等部門的工人中也建立了黨的組織。1938年底，黨員已達8000多人，加上敵友軍隊中的黨員，總數將近萬人，成為當時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較大的幾個省份之一。
當時，國家危亡形勢日緊，而黨內一些幹部和革命群眾對釋放蔣介石，與屠殺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合作，極難接受，轉這個思想彎子是不容易的。賈拓夫從接觸社會，投身革命時起，就直接參加與國民黨的鬥爭。十多年來，他深深體會到國民黨決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僅飽嘗艱辛，而且幾次死裡逃生。現在要轉而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感情上自然難得通過。但是，通過自身革命實踐，他已經懂得，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應以黨的事業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為重，懂得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沒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沒有了黨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須服從理智的道理。他認為階級感情固然是珍貴的，但若感情落入狹隘的山谷，就很難看清廣闊的天地，是會壞了大局的，對一個領導者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靜、清醒的頭腦去看待時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決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賈拓夫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蘇區黨代表大會），同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劉少奇、張國燾、凱豐、林彪、楊尚昆、聶榮臻、蕭克、郭洪濤、傅鍾、彭真、馬明方、蔡暢、劉長勝等一起選入大會主席團。這次會議使他對時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黨中央提出的「動員、領導千百萬群眾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路線、方針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裡十分清楚，這一精神，就是陝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導思想，貫徹這一精神，就是陝西黨組織工作的根本任務。
於是，當他風塵僕僕地從延安趕回省委所在地雲陽鎮後，就立即組織召開省的黨代表會。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開了陝西省黨代表大會，請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楊尚昆等領導同志出席大會，並作指示。他在會上重點傳達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為了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奮鬥目標，我們必須採取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線、方針和方法。從階級反階級的政策，轉變到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從與國民黨對立，轉變到與國民黨合作，同時，保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並取得領導權。」他還反覆向大家說明：外敵入侵，國家民族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最迫切要求是打敗侵略者，不做亡國奴。此時，我們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方面，而與國內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則下降為非主要方面。黨如不能順應形勢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策略，則會脫離人民群眾，從而損害黨的事業。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並不是要放棄黨的根本革命目標，這就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並爭取領導權的意義之所在。
從1937年6月份開始，賈拓夫以「關鋒」的名義，在陝西黨的刊物《西北》周刊上連續發表《關於目前陝西黨的任務與工作》（五月節工作總結）、《關於目前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一些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具體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由於以賈拓夫為首的陝西省委堅決、認真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深入動員黨員和革命群眾，使得陝西黨組織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卓有成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抗日鬥爭，壯大了革命力量。
在組織大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組織不夠嚴密、組織紀律鬆懈、異己分子及姦細混入、骨幹分子公開活動多、政治面目過紅（暴露）等方面的問題，省委及時提出了「發展中鞏固，鞏固中發展」、「鞏固與發展並重」的方針，並從1938年中轉入鞏固階段。在國民黨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後，基本上停止發展，而集中力量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
由於陝西省委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浩大，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國民黨省黨部於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隊、青救會、新文學促進會等13個救亡團體，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並逮捕了藺克義等救亡團體負責人，形勢開始惡化。賈拓夫於6月2日報告中央，說明省委大部分領導人擬從西安撤回雲陽鎮機關，西安只留下一個代表團，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雲陽解決。同時要求中央給省委配備一部電台（過去省委與中央的電訊聯繫均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經中央同意後，賈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機關，中央也配發了電台，從此省委即可直接與中央保持聯繫。
就在陝西省委領導人撤回雲陽不久，中共陝西商洛工委書記王伯棟和八路軍高級參議宣俠父相繼被敵人暗殺。1938年8月，省委在雲陽召開會議，賈拓夫在報告中特彆強調發展黨的同時，要鞏固黨，為鞏固組織，必須強調秘密工作與反奸鬥爭，這是他主持陝西省委工作以來一直強調過的。這次會議還進而決定實行工作範圍的轉變：從先進的狹小的範圍轉向廣泛的包括落後層的範圍；從城市、上層轉向農村，轉向下層；從政治活動方式轉向群眾化的方式。這些轉變為後來進一步加強隱蔽鬥爭打下了基礎，為1940年轉入「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做了準備。
在發展、鞏固組織的同時，省委下大力量向社會各界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主的各項主張。為便於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經中央同意，在西安爭取陝西省委名義公開。當時，蔣介石不承認省委，只承認中共中央，承認「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親自作鬥爭和工作，說服蔣介石承認了省委。1937年4—5月間，省委決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開代表，省委機關不設在西安，而設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