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時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職務的高崗讓人找黃子文談話，要他考慮自己的「問題」。黃子文意識到高崗前幾次就想置他於死地，都未能得逞。這次又要下手，以高崗的顯赫地位和權勢，自己定會吃虧。他向過去了解他，現又在重要部門工作的賈拓夫探問情況，賈順口回答：「哪個廟裡沒有幾個屈死鬼！」這就進一步促使子文意識到：如不離開，非冤死在高崗手中不可。
子文不告而別地離開延安回到武字區。此時，三原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中共三原縣委的領導機關難以尋找。他到長坳堡見了縣委交通員陳玉秀，對她說：「我在延安呆不住，高崗又想害死我。常言道光棍不吃眼前虧，所以我回來了。但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不論到何地步，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志向是不會變的！」
陳玉秀含著熱淚說：「除了個別顛倒黑白、存心整你的人外，你對革命、對黨、對人民的忠誠，在渭北是人人皆知的。」隨之又告訴他，李盛雲和孩子被黨組織派人護送去了陝北。
黃子祥帶了幾個黨員隱蔽到眉縣開荒種地去了，走時叮嚀留下尚未暴露身份的黨員不要盲目行動，說「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黃子文聽了說：「好個『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我也『屈』到他那兒試試吧！」
當晚，子文帶上乾糧去了眉縣。黃子文找到黃子祥後，說明情況，黃子祥告訴他說：「1928年的『交農』，1930年的『災民自救軍』以『渭北根據地的創建』，使你名聲遠揚，認識你的人遍及關中各地，你能以什麼身份掩護自己呢？」他勸子文去外地暫避風頭。
黃子文忽然想起了在上海求學的同學共產黨員譚三少。早在1928年，他曾派習浩勝去聯繫過，當時譚三少也在河南家鄉建立了一支農民革命武裝，現在情況不明。
4月上旬，黃子文去河南找譚三少未遇。返回途中，在陝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老河口買了一箱子彈，以販賣竹掃帚為名，運回三原埋藏，為重新拉起武裝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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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子文又與陳玉秀及河南一位姓姜的做販牛生意，他們從河南買牛，到眉縣一帶出售，半年多時間，子文積累了一筆錢，但是來來往往在國民黨統治區奔波，使他提心弔膽。有時，他不得不天天改裝，夜間趕路。
隆冬的一天，黃子文又到眉縣找哥哥子祥。他說：「前幾天我碰到田裕國。他說魏志毅現任國民黨省保二團團長，想活動一個守備司令，不知從哪兒得知我回來了，讓裕國找我，想給我在三原謀個差事，把陵馬柏嵯保甲的數百條槍拉出去，編為他手下的—個大隊。我看這是個辦法，先弄個公開活動身份，把武裝掌握在手中。至於何時往出拉，拉給他個人，還是拉給勞苦大眾，就由我了。待黨組織喚醒黨員，迎接革命高潮到來時，再把武裝帶出去打國民黨」。
黃子祥說：「那樣做，會被黨組織和群眾誤解的，讓高崗之流知道了，盛雲和孩子會出問題。」
「歷史上被誤解的人多著呢，張飛誤解過關雲長，但關雲長斬了蔡陽誤解頓消，關、張和好如初。再說，劉光遠1940年任三原中心縣委組織部長時，曾指示黨員，千方百計打入國民黨政權中去；與能接近的國民黨官職人員廣交朋友；國民黨讓參加其組織就參加。我現在的處境，只有走這條路了。我可以先向一些黨員講清目的，讓他們以後為我作證。退一步講，即使是終生被誤解，我作為一個革命者於心無愧」，黃子文解釋說。
子文接著又說：「自己人不容自己人，國民黨又四處抓我們，與其讓敵人抓住被動，不如讓魏志毅幫幫忙，謀個外白內紅的差事主動……」
黃子祥聽了黃子文的話，想到弟弟的處境，心痛眼酸。過了一會兒，又勸說道：「你雖然被錯誤開除黨籍，但在群眾心目中，在廣大黨員心目中，你還是個黨員，國民黨也把你當共產黨員對待，才急著抓你。如果他們要你寫脫黨聲明，加入國民黨，你怎麼應付呢？」子文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腦海里捲起了回憶的浪濤：中小學時期的天真爛漫，上海、武漢求學時期的革命志向，創建渭北革命根據地時期的艱苦鬥爭，猶如江河掀起的浪濤，使他勇氣倍增，受到鼓舞，即使是後來征途中的種種坎坷，也沒有使他氣餒、消沉，可是今天這種處境，卻使他彷徨不已，左右為難了。
1943年3月彷徨中的黃子文到渭南張文華家探望，恰好張文華尚在家中。老朋友相見，無話不說，黃子文又提到了魏志毅讓他拉武裝的事，並對張文華說：「假如我萬不得已，走了那步棋，請你見了北邊的老朋友，說明我進國民黨的動機和目的。」
「這個我可以證明你的態度。不過，這樣做，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何況你是有名氣的人，『雖無聲名傳海內，卻有盛譽在故鄉』，你和子祥哥是怎樣商量的？」
黃子文將子祥的意思一講，張文華又感嘆地說：「對呀！不然你到華山去吧，生活我可以供給。」張文華也深知高崗在位，黃子文不能北上，只好勸他上華山。子文說：「不是生活問題，一旦讓國民黨逮住，那就更麻煩了。」
張文華別無良策，唯有對子文的境遇表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