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接待香港《百姓》雜誌社社長陸鏗時，曾談及胡喬木：
胡喬木同志讀的書多，寫的論文也多，概念的應用比較準確。我寫的一些東西到最後發表時，也請他看一下。
在中共黨內，這幾乎已成了「慣例」：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朱德的文章，陳雲的文稿……都請胡喬木看一下。
他也協助鄧小平審定《鄧小平文選》。
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最初是胡耀邦提議的。
1981年9月26日，胡耀邦在一封建議出版鄧小平文選的人民來信上，作了批示：
「請力群同志指定人開始編輯和加工，待到有了一個眉目，再請示小平同志開中央常委作決定。」
胡耀邦引用過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在胡耀邦批示之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根據中央批的該室擔負的編輯出版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任務，也已著手於《鄧小平文選》的編輯工作。
負責編輯過《毛澤東選集》的胡喬木，對於《鄧小平文選》的編輯工作也出了力。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於1983年7月1日出版。
十多天之後——7月13日，胡喬木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談論他對《鄧小平文選》的見解。
他首先答覆了一些外國報紙所說的「學習《鄧小平文選》是恢複個人崇拜」的問題。
胡喬木說：
「《鄧小平文選》一方面表現了他對重大問題的個人首創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集思廣益、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眾路線、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作風。《鄧小平文選》中有一篇在1980年8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報告，它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對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的。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恐怕還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過，有些即席發言，事先沒有準備稿子，不可能每句話都對，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對『兩個凡是』，當然也反對對他實行『兩個凡是』」。
胡喬木在作了這樣的論述之後，又從另一角度來談論。他說，作為一個政黨，需要權威，需要權威性的人物。他引述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道：
「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論權威》這篇文章講了很多道理，舉了很多事實作為論據。他舉的一個例子是船長。船長是全船乘客的『公僕』，但全船的主人——乘客，在必需的時候都必須服從這個公僕的個人指揮。恩格斯說過要防止人民的公僕變為人民的主人，但是所說人民的公僕？不是可以沒有必要的權威，包括個人的權威，主人也不是可以不受必要的約束。」
接著，他談了關於「鄧小平思想」的問題。他以為，「鄧小平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他說：
「《鄧小平文選》是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的結果，堅持就要發展，發展才能堅持。有同志說，將來中國黨的一代一代的領導人，是不是都有這個思想，有那個思想。我想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比方現在我們就不說鄧小平思想，而只說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這就如同蘇聯，列寧死了很久了，始終講列寧主義和它的發展，而不講另外一個主義一樣。」
胡喬木系統地論述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貢獻：堅持毛澤東思想；批判「兩個凡是」；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強調科學是生產力；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內中，胡喬木特別詳細談及了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判：
「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對『兩個凡是』，這是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的開端。提出反對『兩個凡是』比把『四人幫』幾個頭頭抓起來要困難得多。我們回想一下當時的政治空氣。陳雲同志要發表一篇文章，大概是為了紀念毛澤東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時宣傳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陳雲同志文章中凡是跟華國鋒同志的提法或不歸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點不同的地方統統改成一樣，表示要跟那時的文件、講話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兩個詞是同義詞，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後來陳雲同志說，你們要這樣搞，我的文章就不發表了。（鄧力群：陳雲同志當時說，用不著他寫文章了，他們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們想一想，當時黨內的情況是這麼一種空氣。這還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他指出『兩個凡是』是講不通的，毛澤東同志從來沒這樣講過，馬恩列也從來沒這樣講過，如果這樣講，那麼我就不能出來工作，因為毛澤東同志已經宣？我犯了什麼什麼滔天大罪了，我怎麼能出來工作呢？」
胡喬木針對華國鋒的論點，評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
「華國鋒同志曾經長期有這麼一個論點，說為什麼三中全會叫做『路線』，『十一大』就不叫做『路線』？三中全會所決定的東西是全面的，因為要扭轉『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決經濟問題。不下決心全面地清理左傾錯誤，經濟建設也是無法進行的。三中全會是從根本上扭轉『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方向，這同『十一大』可以說正好相反，兩者怎麼能相提？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