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日快到了。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轉折關頭的重要會議。在已經過去的半個世紀里，遵義會議留存於世的原始文獻只有一份，那就是遵義會議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是理論性的，沒有提及會議的日期、出席人員、地點，就連會議作出的幾項決定也沒有提及。
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手稿的發現，一下子解決了許多歷史難題，引起了廣泛注意。
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從蘇聯運回的一批中共檔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藍墨水直行書寫，標題便是《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共八頁四千餘字。一看內容，便可知是當年傳達遵義會議情況的提綱，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文獻，內中透露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而前所未聞的史實。
可是，這份手稿顯得不完整，首頁上標明（乙），顯然還有（甲）。（甲）是什麼？不得而知。再則，這份手稿是誰寫的，沒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這份手稿在未得正式確認之前，無法公開發表。
筆者在查閱有關檔案時，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檔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見到引用過這份手稿中部分內容，註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當時的中共中央檔案部已經注意到這份未署名的手稿。
歲月飛逝，在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前夕，為了使遵義會議研究深入一步，確定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於是，中共中央檔案館派人把手稿送到遵義會議出席者手中辨認，以弄清是誰寫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那裡，都認不出是誰的筆跡。
陳雲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而且當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過，他正在杭州。
所以，當在北京的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認不出是誰的筆跡之後，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筆者訪問了當時擔任陳雲秘書的朱佳木 。
朱佳木回憶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是陳雲同志寫的字。
「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轉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
這下子，手稿的來歷查清了：出自陳雲筆下！
這份手稿，是在遵義會議後，陳雲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軍團幹部會上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的傳達提綱。這份手稿，成了關於遵義會議的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經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詳細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雲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寫成的，因此寫作時間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這一段時間內。
胡喬木給陳雲寫信：
陳雲同志：
關於您對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的寫成日期，原來只說是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按即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太長了，也不合情理。現查有關資料，擬改定為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理由如下：
（一）提綱內講到以洛甫代博古負總的責任，這事發生在二月五日前後，地點在川雲貴三省交界處的雞鳴三省（據恩來同志七二年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二月十日，紅軍進駐紮西即威信，休息了一天，此日，洛甫同志向中直軍直機關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據伍雲甫同志日記，他當時在機要處負責）。您的傳達寫成了詳細的提綱，傳達範圍是中央縱隊，估計比洛甫同志傳達的範圍更廣（否則就不必再次傳達了），時間必在二月十日以後，但不會遲得太多。洛甫同志的報告，伍雲甫同志在二月十六日就向機務員報務員傳達了。同日正午，伍日記中還有「聽副主席報告」的記載。此日駐白沙。以後在伍日記中行軍休息最長的是三月一日至五日重駐遵義的一段。三月四日，伍日記記載：開積極分子會議，由010報告（不知是否即你陳雲同志的報告？）以後至四月間再無聽報告的記載。
（二）傳達提綱中未講成立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小組（毛、王、周）。按三人小組是三月十日在鴨溪決定不打打鼓新場以後成立的，時間當在三月十一日左右，地點當在鴨溪、苟壩一帶。傳達提綱中對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重要決定都提到了，成立三人小組這樣的大事不會不提。因此，估計提綱寫成和傳達的時間當在三月十一日以前。
請考慮可否根據以上事實，把寫成日期改為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並請批示。
胡喬木
十一月二十五日
遵義會議文獻出稿已排出清樣，即待付印。
陳雲閱畢，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
同意喬木同志的考證。
陳雲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因為瀘定橋會議時決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只能肯定傳達時間不會超過到瀘定橋會議的時間。
經過胡喬木考證、陳雲的確認，這份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的手稿，署名陳雲，先在《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在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
陳雲手稿的發表，一下子澄清了許多關於遵義會議爭執不休的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