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67年5月1日開始，胡喬木再也沒有被拉出去批鬥。
他的日常事務大體有三：一是接待外調；二是繼續寫檢查；三是看病。
他家變得「門庭若市」，外調人員紛至沓來，排滿他的日程表。
從前來外調的單位來看，大體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範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宣部、中共中央黨校、語言研究所、浙江大學，國家計委、北京大學、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經委、中國科學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開大學、遼寧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故宮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調高潮過去之後，他漸漸有功夫看書、看報。他曾主動要求去清掃大街，說是為人民服務。掃了幾次，被工作人員勸住了，畢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三百元的工資中，抽一百元作為黨費上交。工作人員還是勸住了他，按一般規定交黨費。
谷羽回憶說：「大約在1968年2月，由於喬木的問題，郵電學院的造反派勒令兒子退學，並強迫我簽字。我又氣又恨，不幸中風，左腿偏癱。當時，我也正受衝擊，醫療問題沒人管，喬木就和家人一起想辦法，在一塊木板上裝上輪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簡易輪椅，送我到醫院去打針，針灸。中風還沒有完全治好，科學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從家中帶走，隔離起來。平時只讓我們的小兒子給送點吃的和用的，還不準見面。喬木很擔心，無奈之中，他只得求助於毛主席。他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主席很快乾預，我才被放回家。在喬木的關心和照料下，我逐漸康復。我和喬木為這事還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謝。」
漸漸地，胡喬木越發變得清閑。「文革」十年，他幾乎足不出戶，就在胡宅那圍牆之內生活著。
他在院子里種菜，種瓜。
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把《資本論》重讀了一遍，還細讀了許多馬、恩、列、斯著作。
他漸漸被世人遺忘。
他在自己家中，過著平靜的生活。遺憾的是，他家離天安門廣場太近了。中國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總可以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口號聲、高音喇叭聲中反映出來。這時，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寧靜。
照理，如此空閑，該是寫詩填詞的大好時機。他卻詩興全無，一首新作也未曾寫出來。
他每日仍細細看報，只是毋需「評報」了。他總是很注意報上的黑體字——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毛澤東，依然是他最為關注的對象。
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一職，未被撤銷過。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連代表都不是，黨內的種種職務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收集他寫的種種社論、評論。專案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看了一遍，說道：「胡喬木寫得很不錯嘛！」江青不敢吱聲了。
不過，這個專案組，後來倒給胡喬木「幫了忙」：在出版文集時，提供了不少資料！
1971年夏日，毛澤東南巡。8月底，他在長沙接見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丁盛問毛澤東：「胡喬木是什麼樣的人？」
毛澤東答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所以，我們就沒有動他。」
毛澤東這段話，說出了在「文革」中沒有「動」胡喬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對胡喬木的評價。
平心而論，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二十多個春秋，一向勤勤懇懇，忠心耿耿，又不出頭露面，所以毛澤東對他的印象一直不錯。至於「文革」中所羅列的胡喬木的「錯誤」，毛澤東其實也很明白：
關於《清宮秘史》，胡喬木無非是轉達了劉少奇的話罷了；
關於《海瑞罷官》，胡喬木的初衷是要宣傳毛澤東關於海瑞的見解；
至於廬山會議，胡喬木倒是講過一些反「左」的話，那也是因為毛澤東上山之初反覆強調糾「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