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冒出了「批判胡喬木聯絡總站」。
那是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的「批判胡喬木總聯絡站」，聲稱批鬥胡喬木一概要與他們聯繫。
然而，前來揪斗胡喬木的造反派、紅衛兵越來越多，遠非北京郵電學院那個聯絡站所能「承包」：《光明日報》的「長征戰鬥隊」來了；中國文聯的造反派來了；《民間文學》造反派也來了；就連蘇州也來了個「地專機關扞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團」。
批判胡喬木的大字報、傳單貼滿北京大街小巷。筆者手頭有一本「《內刊》反修兵」編印的傳單集《打倒胡喬木》，載有《北郵東方紅》（「北郵」即北京郵電學院）的一系列批判胡喬木的傳單。從這些發黃的傳單中，可以覷見當年批判胡喬木的情景。
「《內刊》反修兵」中《胡喬木的十大罪狀》，如下：
一，惡毒攻擊毛主席，極端仇恨毛澤東思想；
二，攻擊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
三，取消黨的領導，推行資產階級辦報路線；
四，吹捧劉少奇，充當劉、鄧黑司令部的幹將；
五，招降納叛，結黨營私；
六，破壞對《清宮秘史》的批判；
七，為彭德懷喊冤伸屈；
八，鼓吹「自由化」，宣揚超階級的心理學；
九，資產階級的醜惡靈魂，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十，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內中「惡毒攻擊毛主席」，是因為胡喬木1955年在《人民日報》社說過這麼一番話：
「在一般文章里，引用毛主席的話或提到毛主席的時候，最好用『毛澤東同志』這個稱呼。」
「因為主席是他的職務，在文章里不需要這樣寫。例如：『毛主席的文藝方針』，這句話，意思是國家領袖提出來的文藝方針，好像是領袖提出來的不得不接受。反之，如要說成『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意思就是一個同志寫出來的，因為正確被大家視為方針，這比較好。」
至少「吹捧劉少奇」，則是由於：
「胡喬木很早以前就和劉少奇勾勾搭搭。早在四十年代初，就賣力吹捧劉少奇。在他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和他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篇文章中，就大張旗鼓地吹捧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劉少奇，胡說什麼劉少奇是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
這樣，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也就成了「一株反對毛主席，吹捧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販賣修正主義私貨的大毒草」。
2月1日，一個萬人批鬥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上午八時半，胡喬木就被中國科學院的造反隊揪去，押往那裡。下午一時，大會即將開始。按照那時的慣例，出席者已在那裡念小紅書《毛澤東語錄》了。在一陣陣毛澤東語錄的朗讀聲中，在主席台後面，一大群「黑幫分子」胸前掛著牌子，正排好了隊。胡喬木也在其中，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喬木」字樣。
大會開始了。按照「程序」，大會發言批判誰，就把哪個「黑幫分子」押入會場。到了下午三點鐘左右，該輪到胡喬木「入場」了。造反派正押著胡喬木往裡走，忽地有人跑過來說：「不鬥胡喬木了，馬上把他送回家！」
胡喬木怎麼忽地「免斗」了呢？事後才知道，是周恩來打電話到工人體育館，說是不許斗胡喬木。
周恩來的電話，使胡喬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著寫各種各樣的交代，忙著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問。他牙痛，還得擠公共汽車去北京醫院看病。
「免斗」不過二十天而已。2月21日，中國科學院八個造反派組織聯合鬥爭張勁夫，非要揪胡喬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喬木乘「噴氣式飛機」——低頭，彎腰，雙臂後舉。有時，造反派還揪他的頭。會議結束，胡喬木又一次邁不動腿了，被人架上車，抱下車，這才回到家中。
胡喬木腰痛不已，無奈之中，他說了這樣的話：「批鬥會我願參加，只是變相武鬥能取消就好了！」直到這時，他的話還文謅謅的。
大抵是胡喬木再度挨斗的情況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八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跟胡喬木及秘書商愷談話，宣布三條規定：
一，今後各單位革命群眾不要再把胡喬木同志揪去鬥爭。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須經中央批准。各單位如需向胡了解情況，可以到胡處座談，但不能鬥爭。談話範圍也只能限於同該單位有關的情況，其他情況一律不要談。
二，今後革命群眾可以向胡喬木同志提問題，但胡寫的檢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給中央，不能交給「聯絡站」或其他單位。中央不承認什麼「聯絡站」。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寫的大字報，也如此處理。
三，胡喬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換個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應的休息。有病要治療。
這三條規定，當然不是汪東興個人的意見。據云，那是周恩來提出，陳伯達、康生、江青也畫了圈，表示同意。陳伯達還在報告上寫了一段話：「我的意見，以後不要再揪去鬥爭他，寫的材料要交給中央……」
自從有了這三條規定，胡喬木又一次「免斗」了。他開始外出散步，有說有笑。只是去北京醫院看病，他仍要擠公共汽車了。家中的保密電話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辦公廳撤銷之後，也一直沒有再恢複。他仍被各種各樣的「外調」及「交代」所困惑。不過，不管怎麼說，1967年3月，胡喬木總算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