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補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動了那次胃切除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
自然，也鬧小小的笑話。外地招待所的服務員以為北京客人偏愛酸奶，給胡喬木的隨行人員們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療養中他仍手不釋卷，讀書看報，隨手寫寫信。
就在給夏承燾寫信後的兩天——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葉籟士，提出建議：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這樣一欄，總題例如『常用漢字的由來』（或『這些字為什麼這樣寫』？諸如此類），每期介紹一些字的古今繁簡正俗演變，使一般人了解現在的幾乎任何一個字都是經歷過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術出版社，對於《革命歷史畫選》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語法上的錯誤：
「第一句：沒有謂語，只有一個雜的主語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謂語，但是全句太冗長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謂語，沒有主語。第六第七句：都沒有主語……」
那篇序言，是這樣寫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所經歷的悲壯曲折道路，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進行的驚天動地革命鬥爭英雄事迹，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使廣大群眾學習革命前輩那種不怕困難，不畏艱苦敢於鬥爭敢於革命的偉大精神；學習他們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鞠躬盡瘁的崇高品質，以繼承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一件事。也是美術家的十分光榮的任務。……」
胡喬木的意見，確實是一針見血的。他用「評報」式的目光掃視那本畫冊，立即發現了問題。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圖片畫冊編輯室，理所當然引起了震動。他們當即回信，感謝胡喬木在「百忙」之中，給予指正。
胡喬木見信之後，又於1962年11月30日覆函，淡然道：
「我現在是在養病，沒有百忙，因此才會作這些好事之談。」
這句話，倒是道出了他彼時的心境。
確實，他正因為「沒有百忙」，所以寫了許多信，作「好事之談」。
1963年2月14日，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樓適夷，寫了一封近四千字的長信，作「好事之談」——就該社所出的《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書，提出了詳盡的意見。此外，還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見，諸如：
「已逝世的本國作者，和重要的外國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簽名式和生卒表？」
「有些書中的專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譯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後也可加原文。如果學術論著，能編索引最好。」
如此，「好事」意見，開列了一條又一條。信末，他談及了自己的近況：
「拉雜寫來，不覺已有許多。由於生病，很久沒寫過什麼東西了，現在是利用寫信來練習恢複作文的能力，同時也是利用病假來說這些瑣碎的閑話。」
在那些日子裡，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要我的秘書商愷同志為中國婦女出版社編一冊《自從我的妻子雙目失明以後》。」此事可謂「好事」之舉。
他關注著《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給包之靜去函，提出意見。
他關心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傳》一書，把清樣「從頭到尾看了一篇，覺得很好。順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標點上的校改」。
他發覺「現各種書籍廣告太少見，對讀者很不方便」，於1964年3月14日致函樓適夷，要求加強新書廣告工作。
他見到《北京晚報》上有關「芙蓉國」的文章，剪下，於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說明「『芙蓉國』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討論「芙蓉國」，為的是解釋毛澤東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國里盡朝暉」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