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裡，胡喬木依然是「新聞首腦」。據當時擔任他的秘書的商愷告訴筆者，胡喬木每日是如何「評報」的。……
每日清早八時，《人民日報》社必定派一位領導幹部或編輯，帶著當天的《人民日報》，來到中南海頤園胡喬木家中。胡喬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愷在東廂房辦公，胡喬木在北房辦公。
「評報」在胡喬木辦公室里進行。胡喬木花了些時間看當天《人民日報》，然後進行評論，從報紙的標題、版式、內容，逐一發表意見。商愷拿出筆記本，在一側記錄他的意見。
報社幹部也記錄他的意見。回去後，即向報社總編傳達胡喬木的「評報」意見，以利馬上改進。
商愷原本是《人民日報》駐山西記者，被胡喬木調來，擔任秘書，也做新聞理論研究。
日積月累，商愷記錄的胡喬木「評報」的話，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時間，鄧拓每天或隔天帶報紙來，聽取胡喬木「評報」意見。
胡喬木「評報」，有時很尖銳。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見，如果《人民日報》還是不改，他也會光火：「我都快說了一百次了，你們還是不改。你們《人民日報》的臉皮，比長城還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際，也還很注意語言的形象性和生動性！
胡喬木評報，方方面面都評，以下是他的若干評語：
「現在報紙上的題目實在太少了，文章太長了。長文章像一個大胖子那樣，一個人一躺就把一張大床佔得滿滿的，應當不讓胖人上報。」
「報紙版面，每個時期都要有中心。圍繞中心進行宣傳，不要東打一槍，西打一槍。」
「標題好比人的外貌。標題要活潑、生動，也就是要通俗化。編輯部要研究這個問題。像什麼『工作急待改進』，還是打官腔。像『嚴正處理』之類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華社的一條電訊說，1958年，中國電影幾乎遍及全世界，到處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賞，很多影片創下了當地的賣座紀錄（1959年1月2日新華社新聞稿）。這樣的報道是吹牛，是虛誇。」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養豬事業能夠高速度發展嗎？》內中提及「養豬的高潮很快就會遍及全國每一個角落」，以為不妥。他說：
「我國一些國民聚居區是沒有養豬習慣的，不應該要求禁豬的地方發展養豬事業。社論是報紙的靈魂，每一個論點都應該力求準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論，更應該分寸恰當，入情入理，無懈可擊。」
胡喬木在寫作上是內行，說了不少經驗之談：
「有些同志發愁社論寫得不生動，有些生動的事情一寫就不生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怎樣才能寫得生動？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結構，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發展農業生產，平原最好，因為平原上莊稼容易生長，容易機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畫家也怕畫平原。這地平線就不好處理，畫得太靠上了吧，天就顯得太小，不像樣子；畫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蕩蕩的，只能畫人、鳥，很單調。地平線上，無非畫些莊稼、房舍、牛吃草，很難有多少變化。文章最大的弱點就是平鋪直敘。這樣的文章不生動，沒有吸引力。文章雖然是邏輯思維的表現，也應該生動。
「要生動，就得有變化。怎樣變化呢？無非是說了正面，又去說反面；說了這一面，又去說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語氣，又用懷疑的語氣。一篇文章，如果從頭到尾都是句號，連一個問號和感嘆號也沒有，大概不會很好。說書的人喜歡賣關子，弄個懸案：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就是為了讓聽的人發生興趣。」
胡喬木用地平線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裡面的浪，遠看是平的，近看卻不平。因此海浪給詩人很大的靈感，因為他奔騰澎湃，象徵著生命的激烈的擊。為什麼海浪能引起詩人的靈感呢？就因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麼高，使你擔心它跌下來，不能不緊張地期待著它的變化。文章也應該這樣，有變化，有波浪。文章沒有擊，只有句號，決不是好文章。句號是表示平穩的，人說話如果老用這種平穩的腔調，就可以起安眠藥的作用，文章也是這樣。一篇社論如果從頭到尾都是句號，句號前面都是『的』字：『這些困難是應該充分加以考慮的』『這些傾向是必須克服的』『我們認為錯誤是很明顯的』。『的』『的』『的』，一篇社論共有十段，每段結尾都是『的』字，這樣一個勁地『的』下去，不是會叫人打瞌睡嗎？」
他天天「評報」，關心著《人民日報》的每一個標點。有人稱他是《人民日報》的「婆婆」。其實，他的一頭連著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頭連著《人民日報》，是個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為這樣，毛澤東要《人民日報》發表什麼樣的文章、轉載什麼樣的文章，總是通過胡喬木向《人民日報》轉告。
順便提一筆，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改出八大段時，那《致讀者》是胡喬木寫的。他在《致讀者》中闡述了《人民日報》的任務和八個版面安排以及改進方向。這表明他對《人民日報》的過問是那麼的具體，是居於總編之上的「大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