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毛澤東作過這樣的評價：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隨著毛澤東走過那些嚴峻的歲月。
跨入1957年，毛澤東開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三天之後，毛澤東致函胡喬木——
喬木同志：
此篇有用，請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轉載，請給我，寫上按語。
毛澤東
4月30日
毛澤東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學教授、著名遺傳學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
遵毛澤東之囑，胡喬木關照《人民日報》轉載李文，當時加上毛澤東所寫的「編者按語」：
「這篇文章載在4月29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凈），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毛澤東將李文改題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重視李汝祺的文章，因為他在1957年2月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最初的題目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筆者訪問過李汝祺的高足談家楨教授，據告，遺傳學曾一度被打成「偽科學」，所以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引起毛澤東注意。
毛澤東還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報》的社論《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囑令：「送胡喬木同志閱。可惜人民［日報］缺乏這樣一篇文章。」
毛澤東於4月26日致函胡喬木，批評了《人民日報》：「大公報、中國青年報的理論水平高於人民日報及其他京、津、滬各報，值得深省改進。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里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只能算是第二流報紙。」毛澤東這一批語，是寫在4月24日《大公報》報頭上，註明「喬木閱」。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促使胡喬木親自執筆為《人民日報》寫社論。
5月2日，《人民日報》列出胡喬木所寫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從理論的角度，闡述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整風運動的意義。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報》的社論說中了——「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題為《走向反面》，擬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於《人民日報》。排出清樣後，毛澤東在文章上批了「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八個大字，並把文章的題目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既然是「內部文件」，署名也就相應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這「內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署名又改為「毛澤東」。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意味著大轉彎。此文直至收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才於1977年4月公諸於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後了。
毛澤東寫道：
「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
毛澤東以為：
「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秋，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說，教條主義雖「左」，不過是方法問題罷了。
毛澤東又以為：
「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
「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
「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定。」
也就是說，修正主義，亦即右派，是立場問題。
毛澤東尖銳地指出：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喜歡吃人。……」
這份在二十年後才發表的內部文件，表明了毛澤東下決心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而且採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來的「『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的思想，後來導致了寧「左」勿右，導致了中國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導致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
在毛澤東6月12日印發《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寫了《是不是立場問題》，於6月14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社論強調了「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立場問題」。
緊接著，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所寫的著名的社論《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經毛澤東審閱後發表的，毛澤東作了若干修改、補充。
胡喬木一開頭便寫道：
「1957年的春天，對於我國的政治界和知識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時間。」
胡喬木寫及：
「歷史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人們的思想是在爭論中前進的。整風是不可避免的爭論，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爭論。現在有爭論，將來還會有爭論。」
他還寫道：
「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不會想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艷陽天。是的，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喬木談論天氣，顯然是針對費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報》所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頭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為反右派鬥爭的必讀文件。這篇社論，在1957年曾是廣有影響的。
此後，胡喬木又接連為《人民日報》寫了多篇配合反右派運動的社論：
《這一次人民代表大會》6月26日）；
《鬥爭正在開始深入》（7月8日）；
《黨不能發號施令嗎？》（7月10日）；
《在朋友問題上駁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