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50年11月22日寫給胡喬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個關於如何正確地寫電報的文件，頗有意思——
喬木同志：
請你負責用中央名義起草一個指示，糾正寫電報的缺點，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東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寫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寫姓不寫名，只在看報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許寫姓不寫名，便如劉鄧（引者註：指劉伯承、鄧小平），陳饒（引者註：指陳毅、饒漱石）等；地名、機關名一般必須寫完全，只在極少數情況下允用京津滬漢等省稱；還有文字結構必須學會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詞、賓詞及其他必要的名詞，形容詞和副詞要能區別其性質，等等。請你為主，起草一個初稿，再邀楊尚昆、李濤、齊燕銘、薛暮橋及其他你認為有必要邀請的同志開會一次或兩次，加以修改充實，然後送交我閱。
毛澤東
11月22日
信中提及的楊尚昆，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濤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部長，劉燕銘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薛暮橋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
毛澤東要胡喬木起草這樣的文件，是知道胡喬木寫文章很注意語法、用詞。大抵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後來毛澤東讓胡喬木代表中央參與語言文字工作，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家語言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委員、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的信，則是關於發表《實踐論》一事：
喬木同志：
此兩文已看過，可以發表。
第一天發表《實踐論》。第二天發表真理報的評論。分兩天登報。
可先在人民日報發表，然後新華社再用文字廣播。
毛澤東
12月28日
毛澤東信中提及的《真理報》的評論，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報》所發表的編輯部評論《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
胡喬木遵照毛澤東的囑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實踐論》，翌日刊出《真理報》文章。
毛澤東的《實踐論》，寫於1937年7月。
1950年2月，當毛澤東要從蘇聯回國時，斯大林提議出版毛澤東的選集，以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為了協助毛澤東編輯選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來華。
毛澤東回國後，由他的俄語翻譯以及蘇聯漢學家費德林著手翻譯。尤金讀了俄文稿，對《實踐論》極為推崇，建議送往蘇聯發表。毛澤東同意了。
尤金把《實踐論》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閱畢，交由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於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發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報》配發了評論文章。
於是，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了那封信，決定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實踐論》，翌日發表《真理報》評論。
也就在寫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澤東又給胡喬木寫了一信——
喬木：
（一）可將胡佛演說以資料名義利於人民日報第四版及世界知識上。（二）不但「領導方法決定」，而且有許多其他文件，都有在報上重新發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請與陳伯達商量一下，開出一個文件單，加以審查，然後發表。
毛澤東
12月28日
這裡提及的胡佛，是美國前總統。「胡佛演說」，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紐約發表的關於國際形勢及美國對外政策的廣播演說。毛澤東看了演說稿，非常仔細地考慮了在中國加以發表的形式——以什麼名義，在什麼報第幾版，在什麼雜誌上同時登，都作了很具體的安排。
至於「領導方法決定」，是指毛澤東在1943年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這顯然是由於《實踐論》的發表，使毛澤東想及，「有許多其他文件，都有在報上重新發表一次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