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時分，胡喬木隨毛澤東一起飛回延安。跟去的時候不同，那時延安機場上一片沉悶，人們替毛澤東的安全擔心。毛澤東回延安的消息傳開，四千多人云集那裡，一片歡呼。
大抵是在重慶那四十五天過度勞累，毛澤東回延安後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醫囑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樹店的幹部療養所住了十來天，後來遷往王家坪的桃林休養。
那時，胡喬木住在延安棗園，妹妹方銘也住在他家。方銘記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澤東和江青來到胡喬木家，跟胡喬木、谷羽、方銘聊著。吃飯時，毛澤東的炊事員送來豆豉炊臘肉——那是毛澤東喜歡吃的湖南家鄉菜，和胡喬木一家一起吃。方銘見到，毛澤東跟胡喬木的關係非常融洽，有說有笑。毛澤東知道方銘不久前從白區來，也向方銘問及那裡的情況。
那時，毛澤東經斯大林派來的兩位大夫——阿洛夫和米爾尼柯夫醫治，已經逐漸康復。
不久，1946年元旦來臨，蔣介石發表了長篇廣播演說。
蔣介石說，「乘此歲序更新的時候」，乘此「抗戰勝利結束後第一度元旦」，「要將我們政府的決策」，「明告於我們全國的同胞」。
蔣介石要「明告」什麼呢？他說：
「軍令政令的必須統一，軍隊必須一律歸還國家統轄，任何割據地盤破壞交通阻礙複員的軍事行動，必須絕對避免，則是解決目前紛爭不安的唯一先決條件。這是事實，也是真理。……」
重慶談判結束才兩個來月，蔣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決中共的「割據」——這是他要撕毀雙十協定的重要訊號。
蔣介石的廣播演說，當即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決定，延安《解放日報》要全文轉載《蔣介石廣播演說》，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時決定《解放日報》要發一篇社論，駁斥蔣介石的演說。
顯然，這篇社論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態，頗為重要。毛澤東「點將」，要胡喬木來寫。這除了由於胡喬木已成為「中共中央一支筆」之外，當然也由於胡喬木隨毛澤東去了重慶，熟悉國共關係的種種微妙之處。
胡喬木全力以赴寫社論，日夜奮筆，一氣呵成了長達萬言的《蔣介石元旦演說與政治協商會議》。
毛澤東閱後，頗為硈賞，當即交《解放日報》於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國民黨地區引起了頗大的震動，也成為延安方面幹部的學習文件。
社論直截了當地點名批判蔣介石——須知，兩個多月前，國共兩黨領袖在重慶還高高舉起斟滿紅葡萄酒的高腳玻璃杯，互相報以微笑。
胡喬木寫道：
「許久以來，本報對國民黨各報與國民黨中央社各種卑鄙的造謠謾罵，一直沒有理會過，但是對於蔣氏演說所造成的這個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們卻不能不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夜，說一說我們的意見。」
胡喬木針對蔣介石的演說，加以批駁道：
「蔣氏的根本論點，與近日國民黨報紙所不斷宣傳的一樣，是說只要把中國的一切事情交給蔣氏和他周圍的一小群人去獨裁，只要人民放棄一切基本民主權利，對於這個獨裁集團的一切軍令政令都無條件服從，那麼中國就可以統一，而中國在這個獨裁集團統一以後，自然就可以賞賜人民和平建設，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獨裁，則中國就永遠不能統一。中國就永遠要內戰，要獨裁，要窮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現在我們就要根據事實來答覆兩個問題：第一，經過這種獨裁的統一，中國究竟能否達到民主呢？第二，經過這種獨裁的方法，中國究竟能否達到統一呢？」
然後，胡喬木「筆分兩路」，就兩個問題批駁蔣介石。最後得出結論：
「蔣氏的『統一』，既不能使中國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國得到統一。」
這篇社論的發表，給一些因國共重慶談判而做起和平夢來的人們一帖清醒劑。社論公開表明，國共雙方的分歧，依然那麼嚴重。蔣介石是無法「統一」中共，中共也絕不會答應讓蔣介石「統一」。
就在這篇長篇社論發表之後，未曾歇一口氣，毛澤東又交下一系列寫作任務。於是，由胡喬木撰寫的《解放日報》社論，不斷見報，在1946年竟寫了二十三篇之多，內部中大部分社論是與蔣介石展開論戰。——胡喬木已成了中共方面與蔣介石論戰的「筆杆子」與那位替蔣介石擬稿的「文膽」陳布雷旗鼓相當。
在1946年，胡喬木所寫的《解放日報》社論是：
《努力發動解放區群眾》（1月9日）；
《和平實現》（1月12日）；
《評「擴大政府組織之意見」》（1月19日）；
《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原則與根本方案》（1月23日）；
《堅持和平，保護和平》（1月27日）；
《恢複交通》（1月30日）；
《再論放手發動群眾》（2月20日）；
《重慶事件與東北問題》（2月25日）；
《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2月28日）；
《歡迎馬歇爾將軍》（3月4日）；
《國民黨改革問題的兩個道路》（3月12日）；
《評國民黨二中全會》（3月19日）；
《駁蔣介石》（4月7日）；
《再評破產的政治理論》（4月10日）；
《東北應無條件停戰》（4月12日）；
《美國應即停止助長中國內戰》（6月5日）；
《要求美國改變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訓》（8月29日）
《爭取全面抵抗的勝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戰令恢複1月13日位置》（10月23日）；
《兩個聲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國大」》（11月25日）。
這些社論，幾乎都經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不時為之修改，為之補充。例如，胡喬木寫的《重慶事件與東北問題》一文，毛澤東為之寫了一段點睛之筆——當年社論發表時，這段話是用與正文一樣的鉛字排印的。時隔多年，後來哪些話是主毛澤東加的，已記不清了。直到胡喬木晚年，為了編《胡喬木文集》，從中央檔案館調閱原稿，查出這一段用「毛體」字寫成的話：
人們只要注視到這樣一點，就可一眼看穿中國法西斯分子們的陰謀之所在：從中國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論行動中，他們總是小心保護著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和漢奸偽軍，不願絲毫觸犯他們。至於對真正援助中國獨立解放的盟邦蘇聯，卻稱之為『新帝國主義』，放在必須『打倒』之列。同樣，他們對日寇漢奸略無仇恨，對於中共則恨入骨髓，必欲消滅而後快。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法西斯分子，和國外法西斯分子一樣，將一切仇恨集中於蘇聯與共產黨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圖把人民的勝利加以推翻。
在這裡，毛澤東抨擊蔣介石為「中國法西斯分子」。於是胡喬木緊接著寫了《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
在1943年抨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由毛澤東的另一位政治秘書陳伯達撰寫長文。在1946年毛澤東倚重胡喬木來抨擊蔣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