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來到重慶，發生一點小小的「麻煩」，那便是他的同鄉、同學喬冠華也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老友相見甚歡，但喬冠華也是「筆杆子」，發表文章署筆名「喬木」，而胡喬木當時用名「喬木」——兩個「喬木」聚在同一幢樓里，同在一家報紙《新華日報》上發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個「喬木」！
喬冠華由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推薦，於1935年考取公費留德，到德國土賓根大學哲學系進修。他寫了關於《史記》的論文（據德國魯爾大學海爾默特·馬丁教授告訴筆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喬冠華的論文（因為當時喬冠華任中國外交部長），並於1976年在德國出版了這一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
喬冠華於1937年回國。由他的留日同學趙一肩介紹，在廣東國民黨余漢謀部隊當參謀。當日本軍隊佔領廣州後，他前往香港，在《時事晚報》工作，撰寫時事評論。這時，他起了個新筆名——「喬木」。當時他並不知道老同學胡鼎新進入延安，也取名「喬木」。好在一個「喬木」在香港，一個「喬木」在延安，商參不相見，倒也不相干。
不過，也曾鬧過小小的笑話：正在白區工作的胡喬木妹妹方銘，看到香港報紙刊登「喬木」文章，於是以為哥哥在香港，寫了信去，落到喬冠華手中！
1939年8月，經廖承志、連貫介紹，喬冠華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軍在香港登陸，喬冠華奉命離開香港，到東江游擊隊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來到重慶，在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工作，同時擔任《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
這麼一來，署名「喬木」的文章，不斷出現在《新華日報》上。《新華日報》乃是延安《解放日報》的姐妹報，人們開始發現有兩個「喬木」，稱延安那個「喬木」為「北喬」，稱重慶的「喬木」為「南喬」。畢竟兩個「喬木」不在一地，還算不太「麻煩」。
眼下，「北喬」南下，跟「南喬」相聚於重慶，這就「麻煩」了！由於「喬木」出典於《詩經》，又寓意「高大、挺直」，兩「喬」都喜歡這一名字，不願改動：「南喬」以為，他本姓喬，用「喬木」筆名，順理成章；「北喬」呢，他連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豈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終於，由毛澤東出面，為「二喬」斷名——這一軼聞，曾廣為流傳，通常都說成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喬進京，發生重名問題，此事驚動了毛澤東……」筆者以為，前文已經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僑日報》署名江山的文章，較為可靠。因為這篇文章發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卻指明是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為「二喬」斷名。現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當日本投降後國共第一次開始和談的期間，中共主席毛澤東親到重慶參加談判，他（引者註：指胡喬木）是隨員之一，恰巧這時南喬亦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
「兩位喬木聚在一塊，許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發表篇署名『喬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喬木的手筆，朋友們都希望他們之間內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澤東主席那兒談起這件事，請毛氏作評判，後經毛氏問明是他（北喬）先用喬木這個名字，而南喬的真姓確是喬，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個『胡』字，南喬則仍用喬木原名。從此兩喬之間有了區別，而『胡喬木』的大名也隨時局的發展，而為全國人民所熟知了。」
至於「南喬」，他只是寫文章時用「喬木」作筆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成為周恩來的外交副手，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赴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副部長、部長，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喬冠華了。
喬冠華還曾用過筆名「於懷」。他在1958年曾與姚溱、王力合用一個筆名「於兆力」，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國際評論。那「於」來自「於懷」，「兆」來自姚字，「力」則來自王力。
胡喬木在重慶，廣交那裡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喬木隨毛澤東前往重慶黃家埡口，出席中蘇文化協會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雞尾酒會。在那裡，見到了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只是這位當年的清華大學校長，已不記得胡鼎新這位學生。不過，他當年所說的「清華大學好比戲台」那番話，胡喬木倒記憶猶新。自然，翁文灝想不到，當年那位「拆戲台」的學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澤東的秘書……
走筆至此，還要順便提一下毛澤東論及「二喬」的續聞：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宴請部分工農代表。席間，當毛澤東得知那位因下鄉務農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鹽城人時，便說：「你們鹽城有『二喬』，你知道嗎？」
一時間，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門登瀛橋，東門朝陽橋。」
毛澤東笑道：「我不是說橋，是說人。鹽城『二喬』，是胡喬木，喬冠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