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薄薄的粉紅色油光紙，上面印著幾行字，算是當年延安的「豪華型」請帖了：
為著交換對於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的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於5月2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毛澤東
凱豐
這張請帖發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藝界人士手中。從1942年5月2日起所召開的座談會，後來聞名於世，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自始至終出席了座談會。
胡喬木曾回憶說 ：
在延安文藝運動興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發表講話，闡明他的文藝觀點。
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縣（今志丹縣）成立時，他號召文藝家們「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典禮上論述「藝術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原蘇區文化工作者稱作「山頂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稱作「亭子間的人」，說：「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頂上的人也有擺老粗架子的，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他要求這兩部分人都不要以過去的工作為滿足，都「應該把自大主義除去一點」。「作風應該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他還特別講到：「亭子間的『大將』『中將』」到了延安後，「不要再孤立，要切實。不要以出名為滿足，要在大時代在民族解放的時代來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完成藝術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魯藝發表演說，論述怎樣做一個藝術家。他認為，一個好的藝術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遠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第二，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藝術家的「大觀園」是全中國，「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藝術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現豐富的內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學習和掌握藝術技巧。」
1939年5月，他為魯藝成立周年題詞，提出「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主張。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講演，明確規定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他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張同他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聯繫起來，不難看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作家應深入群眾，深入生活，這是他一貫堅持的文藝思想。
在粉紅色的請帖上，跟毛澤東一起署名的凱豐，本名何克全，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5月2日下午一時多，延安文藝明星——周揚、丁玲、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呂驥、陳波兒、蕭軍……匯聚在楊家嶺「飛機樓」底層南廳。
「飛機樓」，是楊家嶺這小山村裡當年的一幢「現代化」建築。磚石結構，當中三層，兩側一層，從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張開雙翅的「飛機」，人稱「飛機樓」。「飛機樓」乃中共中央辦公樓，是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附近軍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喬木也參加過建樓勞動。
底層南廳，是中共中央會議室兼飯堂。這時，擺了二十多條長板凳，放上一張辦公桌，
就算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會場。辦公桌上鋪了一塊白布，權且作為主席台。
當人們差不多到齊的時候，毛澤東從他的窯洞朝「飛機樓」走來。不過一分鐘，就到了。凱豐主持會議，毛澤東發表講話。毛澤東的一側，坐著速記員。毛澤東講話時，手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速記員記錄著他的講話，胡喬木也拿出筆記本，作詳盡的記錄。
毛澤東出語幽默，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那「朱總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總司令，而「魯總司令」倒是頭一回聽說。經毛澤東解釋，與會者方知是指魯迅！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他用這樣的話，論述文藝工作的重要性。
胡喬木回憶說，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 ：
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和一些文藝刊物上，也有宣傳這類主張的文字發表。有人在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
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例，其辦學方針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從1939年強調「正規」和「提高」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的傾向發展起來。大戲、洋戲充滿了舞台，而且影響到延安的整個演出界。講寫作，就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小說。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教師卻關在自己的窯洞里，不與農民往來。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藝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堡壘里的作家為什麼躲在窯洞里連洞門都不願意打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劇本、歌曲，但魯藝提供出來的就是大、洋、古的東西。這是很尖銳的批評意見。延安整風開始後，魯藝領導人也主動檢查了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這在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中也存在著模糊認識。作家歐陽山曾批評過「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的觀點。但也有的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麼『教育意義』，『合乎什麼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相當多的作家由於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又只在知識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甚至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也加以同情、辯護和鼓吹。反之，對工人農民則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像毛主席所說的：「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文藝界沒有真正解決為什麼人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在文藝界發生的數不清的爭論中，當然有些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甚至是彼此攻擊，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挑起爭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影響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進步。
那天，毛澤東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這些思想混亂情況，提出了關於文藝工作的五個問題，以期引起與會者的討論，即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熟悉生活問題和學習問題。
毛澤東說完這番話之後，大家就展開討論。
林默涵是會議的出席者之一，據他對筆者說，那天有一位作家的發言口氣很大，頗為出格。林默涵和許多出席者都有點聽不下去了。這時，見胡喬木霍地站了起來發言，對那位作家當場加以批駁。全場的目光，都投向胡喬木。林默涵記得，胡喬木的發言，很尖銳、很明朗也很堅決，儘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氣。平素，胡喬木言語不多。然而，這一次發言，給大家留下印象很深——他在關鍵的時候，是要說話的。
作家劉白羽的回憶，把這一情況說得更加清楚 ：
第一個發言的是蕭軍，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說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指揮。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黨的領導。他話音未落，我就聽到與我遙遙相對的牆下有人大吼一聲：「我要發言！」
只見站起來的是胡喬木。他對蕭軍的意見作了尖銳的反駁，蕭軍就坐在他旁邊，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非常激烈。
據胡喬木同志回憶，毛主席對他的發言非常高興，開完會後讓喬木去他那裡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鬥爭」。
5月16日，繼續討論，開了一整天的座談會。據何其芳回憶，「中間休息的時候，毛主席站在會議室的門口。外邊的光線射進來，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褲子的兩個膝頭部分，補了兩塊顏色鮮明的藍布補釘」！
經過討論，以至經過爭論，座談會在5月23日下午閉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會議乾脆在「飛機樓」前的廣場上舉行。先是由朱德講話。講畢，趁著落日的餘暉，與會者簇擁在「飛機樓」前，拍下了合影。
晚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