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上海的臨時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據地。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被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加之萬里迢迢請來了蘇聯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即李德）。這個26歲的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頭腦頓時熱了起來，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會議上，博古發言認為：「國民黨的統治崩潰和破產已為期不遠了，為了適應革命高潮的要求，黨必須開展各個戰線上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來把革命形勢迅速轉變為勝利的大革命，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及迅速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為此，他要求：「全中國各蘇區創造100萬鐵的紅軍，來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隊作戰。」並且將這一行動作為黨的進攻路線。而且必須「頑強，堅決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為著這個進攻路線的全部實現而鬥爭」。一些與會者有著長期革命鬥爭經驗，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博古競稱他們是「機會主義的走向取消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
緊接著，博古等人在軍事指揮上排斥了毛澤東，又不用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人，而以李德執掌紅軍的指揮權。
1933年6月，中革軍委發布命令，調整紅一方面軍編組，撤銷軍一級的番號。紅一軍團的原三軍、四軍、二十二軍和瑞金模範師改編為第1、第2、第3師。紅三軍團的原五軍、七軍、二十一軍分別改編為第4、每5、第6師。紅五軍團的原十三軍、十五軍分別改編為第13、第15師，以後又增補了第34師。五軍團仍由董振堂擔任軍團長，政治委員朱瑞。第13師師長李青雲（後陳伯鈞），政治委員宋任窮；第15師師長陳光，政治委員蕭華；第34師師長周子昆，政治委員曾日三。
這次改編不到三個月，蔣介石便又糾集100萬兵力，二百餘架飛機，開始了對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大規模「圍剿」，也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圍剿」。早在五月，蔣就親臨南昌，並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是年夏秋，蔣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面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並著手制定「圍剿」計畫，加緊進行「圍剿」準備。其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具體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干)、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撫州(今臨川)附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大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等地，支持地面部隊作戰。
面對強敵，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執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完全否定了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軍事路線，他們否認敵強我弱的這一根本事實，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敵人，繼續推行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初來乍到的李德在會上甚至提出「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應該擺脫過去那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現在紅軍應四面出擊，以進攻打亂國民黨的『圍剿』布署」。在這種極其錯誤的觀點引導下，蘇區的軍民正一步步邁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軍委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發布了《關於東方軍之組成及幹部配備和指揮關係的指示》，正式命令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和第十九師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兼任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任政委，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
東方軍的任務是入閩作戰，爭取在二個月內，給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以嚴重打擊，同時迅速擴大隊伍，然後同留在北線的部隊，一起夾擊撫州，並向南昌進攻。這個錯誤的決定將主力紅軍分成了兩部分，結果，在閩、贛兩個戰場上，紅軍都未能取得較大勝績。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是在上海與日軍作戰後不久調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堅決主張抗日的軍隊。由於遭蔣介石的堅決抵制，被蔣一紙令下，調到福建參與圍剿紅軍，其領導人蔡廷鍇根本不願與紅軍為敵，且已下定決心反蔣。在這種情況下，本應對十九路軍實行以爭取為主的方針，但在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指導下，東方軍仍對十九路軍實行打擊政策。使紅軍不僅在政治上帶來不利後果，而且削弱了雙方的實力，使紅軍失去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最佳準備時機。蔣軍正是乘這個機會完成了對中央蘇區的碉堡包圍。
毛主席後來對此曾批評說：「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1933年9月下旬，蔣軍陳誠部乘我主力紅軍分離作戰之際，集中四個師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動進攻，一舉奪佔了中央蘇區東北部的重鎮黎川，正式開始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敵優勢兵力的大舉進攻下，完全拋棄了紅軍以前的作戰原則，推行軍事冒險主義。他們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要求紅軍不放棄蘇區每一寸土地，在蘇區外戰勝敵人。紅五軍團遂依照總部下達的作戰命令，連續作戰達2個月，歷經洵口、硝石等戰役，不僅沒有殲滅和阻止敵人，反而丟失了若干地方，部隊已十分疲憊，在敵人碉堡密布的陣地前，五軍團的進攻顯得十分被動，部隊傷亡慘重。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軍繼續構築碉堡封鎖線，並以六個師加一個旅的兵力推進到譚頭、資溪橋一線，企圖吸引紅軍攻擊，繼而與之決戰。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本應果斷後撤避敵鋒芒，再尋找機會殲敵一路，可「左」傾冒險主義者命令主力紅軍準備在資溪橋地區與敵人決戰。
10月22日，紅一方面軍以五軍團為主，向資溪橋和譚頭髮起猛攻，以布置在石峽、洵口一線的紅三軍團、集結於湖坊地區的紅一軍團，準備在敵軍被牽動時，對其實施猛烈突擊。戰鬥開始後，五軍團第十三師首先向敵人的天尊殿陣地發起數次攻擊，未能奏效，夜間復攻，仍未攻下。次日晨，紅十三師繼續向敵第五師師部猛烈進攻，又未能取勝。打了兩天，部隊傷亡雖大，但五軍團仍不折不扣的執行中革軍委下達的戰鬥任務。24日、25日，五軍團調整部署，以十三、十五師再次向敵第五師發起攻擊，在敵陣地重火力點下，在通往敵人碉堡的衝鋒道路上，躺滿了紅軍將士的遺體。紅五軍團苦戰四天，敵人巍然不動，我軍傷亡慘重，既未能佔領譚頭和資溪橋，也沒能達到牽動敵人的目的。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軍委發電，以部隊嚴重受損為由，果斷地撤出了戰鬥。中革軍委到這時才不得不放棄在資溪橋地區與敵人決戰的計畫。
接下來的幾次戰役也都沒有打好，這種與敵人硬碰硬，完全拋棄了紅軍以前靈活多變的戰術原則，令軍團長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惱。而「左」傾路線領導者把這一系列戰鬥失利的原因，歸罪到各軍團領導人，尤其是紅五軍團，他們毫無根據的批評五軍團里存在「AB團」、「反革命小宗派」、「第三黨」等等，在敵人大軍壓境的非常時期，竟派出大批保衛局人員到紅五軍團搞「肅反」，弄得部隊人心惶惶。
恰在此時，李青雲病逝了，董振堂聽到消息如折一臂，痛心不已。多年以來，李青雲一直在他身邊，歷任旅部參謀，副官長，少校參謀兼學兵連連長，工作踏實思想進步，在起義前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二十六路軍中共特別支部士兵支部書記，並積極開展黨的活動，參與了策劃寧都起義的一系列工作。
起義參加紅軍後，李青雲在紅五軍團擔任一二九團團長，贛州戰役後升任十五軍第四十三師師長。33年在水口戰役中，指揮果敢，表現非凡，於同年8月1日，榮獲中革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並升任紅十五軍軍長。1934年夏，他率部隊在蘇區北線輾轉奔波，抗擊敵人，身體終被拖垮。1934年夏，他又患了瘧疾，而且反覆發作。政委朱良才要他到後方休息治療，但在此浴血奮戰的嚴峻時刻，李青雲考慮的是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