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字紹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於河北省新河縣李家莊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於家境貧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時正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義和團運動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的胡作非為，立志要讀書報國。1916年，董振堂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河北保定軍官學校——清河預備學校。1921年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炮科。畢業後，他拒絕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邀請，與同學張克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二十九路軍副參謀長，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萬餘官兵在淮海戰場起義）、何基灃（1939年被批准為中共特別黨員，1943年任國民黨第七十七軍軍長，1948年與張克俠在淮海戰場率部起義）、邊章五（1931年隨董振堂參加寧都起義，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第十四軍四十師師長、第三十九師師長、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教育科科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館中將武官，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等人入馮玉祥部隊第二師任見習官。在部隊里，他從不擺官架子，同士兵們一起摸爬滾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們的愛戴和擁護。
1924年10月，在與奉系軍閥的作戰中，董率炮兵營一舉擊毀了敵方的裝甲列車，被破格提拔為工兵團團長，不久又升任國民聯軍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在北伐戰爭中，董振堂率部進入湖北，直插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心臟地區，在樊城一舉殲滅吳佩孚的司令部和警衛營。這以後，由於其出色的軍事才能備受馮玉祥的器重和提攜。1929年，經過多年的軍閥混戰，全國暫時取得了統一，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軍隊編遣會議，馮玉祥的西北軍共編為十二個師，董出任第十三師師長，授銜中將。緊接著，馮玉祥在自己的部隊里清共，面對白色恐怖下的西北軍，許多共產黨員被迫出走，有的失蹤、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師里也不例外，他對共產黨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軍將領中為人樸實是有名的，在洛陽任十三師師長兼警備司令時，恰巧其兄董升堂（字希仲，國民軍少將，曾任西北軍張自忠部三十八師一一四旅旅長，參加了喜峰口和盧溝橋抗戰。後任國民黨第五十九軍一八零師師長，第四十軍參謀長。解放後經統戰部門介紹，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騎兵學校任戰術教官，後調總參軍訓部高級研究室任研究員。）也在洛陽訓練總監部任部長。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陽享受一下天倫之樂。董振堂給他的妻子賈明玉買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襖和一件棉褲，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綾羅綢緞的地方官太太見了，覺得司令的太太穿著太寒酸，賈明玉怕給丈夫丟了面子，回來後便說給丈夫聽。董振堂卻不以為然，他對妻子說：「七妹（愛稱），這已經不錯了，比起農村要好多了，咱們都是窮苦出身，不要學那些官太太們的壞習氣。」
賈明玉善良賢淑，自然領會丈夫講的話。自來部隊後，她很少麻煩衛兵，只要能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董振堂經常下部隊親自指導訓練，很累也很辛苦，每天換下來的臟衣服賈明玉全給包了，有時還會把衛兵的衣服順帶一道洗了。在國民黨的軍隊里，衛兵做的事情除了保衛長官的安全，還要為長官洗衣、按摩、打洗腳水、伺候官長夫人等等，挨打、挨訓是常有的事。而董振堂不一樣，全是自己動手，從不讓衛兵做這些事情。現在長官夫人要洗他們的衣服了，衛兵們說啥也不肯，董振堂聞訊從房間里出來，說：「不要爭了，你們的工作也很辛苦，就讓她洗吧！」
碰到長官們開會，衛兵大多會聚在一起，聊各自的工作、聊各自的長官，唉聲嘆氣常有抱怨。每到這個時候，董振堂的衛兵們總是不作聲，臉上卻洋溢著幸福的微笑，因為他們深愛著自己的長官，為擁有這樣的長官而自豪。
由於馮玉祥與蔣介石的矛盾不斷惡化，戰爭迫在眉睫。面對動蕩不定的時局，董勸妻子帶孩子回河北老家去。臨行前，董振堂給她買了件毛衣、一個枕頭，並交給她十元錢。為打消妻子的顧慮，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說：「你放心回去吧！我這輩子，你甭惦記我吸煙，甭惦記我喝酒，也甭惦記我嫖窯子。闊起來，我也不會去尋小老婆，就和你過一輩子！」
董振堂就這樣跟妻子匆匆告別了。這以後，他終生堅守自己的諾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愛兵、帶兵、研究戰略戰術、讀書、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當時，軍閥部隊里的高級軍官，大都生活糜爛，吃喝嫖賭，無所不為。身為中將師長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這在當時可謂高薪了，卻依然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每頓飯都是饅頭和簡單的兩菜一湯，然而對下面的軍官和士兵，他卻非常大方，無論誰有困難，總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衛兵高志中代管，今天這個連長有困難，他讓小高給送去二十元，明天那個營長家出事了，又讓小高拿出三十元，卻很少往自己家裡捎錢。有一次師部參謀郭如岳病了，聽到消息後，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錢給郭參謀買病號飯。過後，又讓小高送去二十塊大洋，讓他補養身體。
董振堂的重義輕財和如此關心下級，深受部下官兵的愛戴，在當時的西北軍中，很多士兵稱他為「不愛錢的將軍」，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長則稱他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蘇進的推薦下，一位名叫劉振亞的青年來到他的部隊，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邊任參謀。當時董、蘇二人都不知道劉振亞是潛伏下來，沒有暴露的中共地下黨員，而且是以後的二十六路軍中唯一與黨保持聯絡的地下黨員。部隊駐紮寧都後，正是在劉振亞的幫助下，中革軍委派出的兵運小組：王超、袁血卒、李肅三人才得以順利打入到二十六路軍各部，並發展到有三十多名黨員的特別支部。可以說，董振堂在不經意間，早就為革命立了一功。
國民黨軍第三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失敗後，第二十六路軍被推上了最前沿——奉命駐守寧都，蔣介石派嫡系朱紹良部將其僅有的一條退路堵住，企圖逼二十六路軍與紅軍作背水一戰。官兵們面對這條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瘧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寧都城郊新墳密布。許多官兵甚至凄涼的開起了玩笑：
「我們早晚都得到那兒去報到的！」
「今天我埋了你，明天誰埋我啊！」
「兄弟，哪天我不行了，可不能把我丟到荒坡去喂狗啊！」
……
「九一八」事變爆發，激起了廣大厭戰官兵的強烈憤慨。他們紛紛罵道：「國都不保，還他媽的剿什麼共！」那些具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官兵，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號召下，聯名通電蔣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時任總指揮的孫連仲也想藉此機會擺脫困境，遂在電告蔣介石的同時，令全軍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開道。然蔣介石豈容二十六路軍輕易離開，當部隊開到六十里外的胡嶺嘴時，就遭到蔣的重兵阻攔。部隊只好開回寧都，孫連仲氣的丟下部隊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憤然離開部隊，帶著劉振亞來到南昌。到南昌後，他令劉振亞到上海去尋找中共組織，急切的想找到一條出路。出於謹慎的原因，劉振亞當時沒有向他表白。
話轉回頭，趙博生送走劉振亞、袁血卒二人，立即找來羅亞平，要他擬就一篇南昌行營的電文，內容是「安內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導，望火速進剿，莫失良機。不僅黨國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帶著這份電文，趙博生匆匆趕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處。
此刻，七十四旅一團副團長蘇進坐在董的房間里，他是董的老部下，兩人關係甚為密切。董振堂正向蘇進打聽著七十四旅的狀況。
董問：「你們旅有沒有組織？」
「組織」一詞在國民黨的部隊里很少用，因為它是共產黨的代名詞。蘇進聽後感到十分驚訝，思索片刻後說：「據我所知，現在沒有。」
董振堂聽完又接著問道：「你們二團曾有一個建制班拖槍投向紅軍，季振同對這個事情怎麼看？」
蘇進回答：「開始並沒有處理，但礙于軍紀和應付上頭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個營長撤了。後來聽說讓他到撫州訓練新兵去了……」
話剛講到這裡，參謀長趙博生不打招呼徑自跨進屋內，嚇得蘇進直冒冷汗。趙博生知道他倆的關係，便笑著說道：「打擾你們了，蘇團副，我和董旅長有要事相商。」蘇進趕緊起身讓座，告辭而去。
等蘇進走遠，趙博生關上房門，把那份電文遞給了董振堂。董閱後剛要開口，趙博生即嚴肅地說道：「紹仲，情況十分緊急，蔣介石消滅雜牌軍心狠手毒，言出法隨，現在我們到了該當機立斷的時候了！」
董振堂聽後微微一震，沉穩地說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樣，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絕不食言！」
董振堂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