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躍進」蘊藏著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現實危險。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講經濟問題先講怎麼弄清「實事」 。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誌，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長期「左」的錯誤，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混亂和損失，問題成堆。
在經濟工作上，由於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繼續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幹快上」、「革命加拚命」，結果又出現了「洋躍進」。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宣布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本來，當時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全國在建項目65000個，其中大中型項目1700多個，要把這些項目搞完還要投資1650多億元，要干3年多時間，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又提出，從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點港口，全國基建投資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這次「躍進」，除了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在建設上求洋，企圖從國際市場上買進一個現代化。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的引進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其結果，遭受「文革」動亂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經濟戰線全面告急，危機四伏。
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是繼續搞「兩個凡是」；還是恢複真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墨守陳規、徘徊前進還是加緊撥亂反正、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這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了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面。
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宣布的議題是，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從下一年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再討論三個問題：（一）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畫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議題都局限於經濟領域，核心是討論如何採取一些措施實現「大幹快上」。
從這些議題看，當時華國鋒考慮的，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次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會議原定只開半個月。應該說，這些問題也是需要討論的。但是，重大政治問題不解決，就難以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工作也會受到影響。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解決定安團結問題，就不可能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不能有效地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設的熱情。因此，有些老幹部提出要討論歷史上一些大是大非問題。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會上出現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況。這天，在會議東北組的討論中，在黨內有崇高聲望的陳雲，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
接著，陳雲話鋒一轉，提出了會議原定議題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說：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本來宣布的議題是討論經濟問題，陳雲卻談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要求中央解決為薄一波、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幹部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與會議主持者的意願相比較，陳雲的發言確乎是「離題」了。這樣的「離題」當然是經過他認真的考慮的，是從黨的事業的大局出發，是反映廣大幹部群眾的意願的。
陳雲的發言，實際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錯誤的重大問題。如果這一系列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政治問題能夠解決，將使撥亂反正工作大大推進一步，並為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打下基礎，因而理所當然地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和響應。因此，雖然華國鋒在11月13日在全體會議上要求大家從當天起轉入對農業問題的討論，並由紀登奎對兩個農業文件作了說明，但大家的發言都紛紛衝破華國鋒規定的框框，在暢所欲言的氣氛下活躍起來。
從這些發言的熱烈程度可以看出，陳雲的發言不光是推動了冤假錯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喚起了一種在中央會議上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的精神。經過陳雲及一批老幹部的帶動，這種精神很快就在會議中形成了一種越來越濃厚的氣氛。這種氣氛不僅感染了每一個與會者，而且還推動中央領導核心採取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措施。
會議出現的解放思想、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得到了中央領導集體的肯定和支持。與會者大受鼓舞了，氣氛更加熱烈。雖然華國鋒仍要求大家從26日起轉入經濟工作的討論，但是，會議進程已經脫離了他的主觀願望，轉入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恢複實事求是路線等更徹底的撥亂反正問題上了。
如果說討論政治路線問題是偏離了會議預定的方向，那麼還可以說，會議關於經濟工作的討論也與預定的調子差之千里，特別是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和1979年、1980年計畫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銳的批評。
搞經濟工作，陳雲在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態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陳雲也一直關注著經濟問題的討論，並進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陳雲在東北組會議上再次發言，這次談的是經濟問題。
雖然要談的是經濟問題，但陳雲發言首先指出了一個原則，那就是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他說：「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
陳雲談這個問題，是針對經濟工作方面「左」的錯誤。雖然會議原定議題沒有涉及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問題，但不及時總結糾正「左」的錯誤，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經濟工作指導方針，經濟工作走不出徘徊，還可能重蹈過去一再折騰的覆轍。
陳雲將搞清「實事」稱為「關鍵」問題，是有深刻含義的。表面上，沒有人不同意「實事求是」，但實際工作中卻並非如此。「左」的影響根深蒂固，還在桎錮著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黨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堅持「左」的錯誤思想，從教條和主觀願望出發，只看到有利條件，對國情國力的一些問題視而不見，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當時也有不同意見，但受到壓制。1977年，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張勁夫反映黨組討論意見，認為財政困難不小，主張對「四人幫」破壞帶來的困難要充分認識夠，需要進行調整，卻受到批評。1978年是拉長基建戰線的一年，當年追加投資100億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億元，財政部說明中央財政要出赤字，戰線拉得太長，不宜再追加了，領導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問題，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傾向，但因有的幹部很不好說話，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樣一來，實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號上。因此，陳雲強調搞清「實事」是關鍵，就是要求在實踐中真正貫徹這項原則。
50年代陳雲就曾說過：「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但是，此後的經濟工作卻一再無視「實事」而一味「大幹快上」、「積極平衡」。「大躍進」盲目冒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誤認為糧食不但過了關，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風」，也是因為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存在嚴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原因之一，也是出於對形勢完全作了錯誤的估計，並將這種錯誤估計貫穿於政治、經濟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後搞「洋躍進」，同樣沒有將「實事」搞清楚。
弄清事實的方法是什麼？陳雲在發言中指出，要「交換、比較、反覆」。「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二是前後的比較……所謂反覆，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後還要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