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衝擊，只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廠「蹲點」。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半年多以後，陳雲才從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陳雲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總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工作造成極大破壞。雖然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儘力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了糾「左」的努力，但極左路線對經濟工作束縛和干擾仍然十分嚴重。雖然自五十年代末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在政治上屢遭打擊，但他並不將個人沉浮榮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機會，以對黨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抵制「左」傾錯誤、打開對外經貿新局面的工作中。
陳雲放眼世界，直言和資本主義打交道大勢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縛住。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交惡，佔中國外貿75%以上的對蘇東貿易受到極大影響。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僅勝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更咬緊牙關提前還清了欠蘇聯的債務，做到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上綱上線到政治路線的高度，與開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對立起來，把建國以來的對外經濟交流工作貶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搞閉關鎖國。
進入70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1971年中國重訪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中國外交逐漸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極端孤立的局面，獲得了走向世界的極好機遇。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當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的矛盾逼著他們的資本、產品、設備、技術都急於尋找出路，中國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令他們心動不已，也為中國擴大對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對外經貿工作仍受到極左錯誤政治路線的嚴重束縛，對與資本主義各國開展經濟交流更是顧慮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這樣，雖然也認識到這樣的機遇，想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但在實際工作中卻舉步維艱，十分被動。
從路線方針上糾正極左錯誤，在當時還沒有可能。陳雲以他一貫的沉著冷靜和實幹精神，從調查研究入手，指導外貿等部門的幹部解除思想認識上的束縛，在工作中尋找打開局面的方法。
陳雲認真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由於對蘇東貿易的急劇萎縮和對西方各國貿易的開展，中國對資本主義市場出口佔到75%，取代了對蘇東貿易的主要地位。陳雲敏銳地注意到外貿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及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不但自己研究國際經濟問題，也督促有關部門抓緊研究。
為了解情況，1973年五六月份，陳雲連續聽取了有關部門的一系列彙報。5月5日，他聽取外貿部副部長周化民關於外貿計畫和價格問題的彙報時，就要求外貿部門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問題。
6月7日，陳雲又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彙報。一開場，陳雲拿自己身體不好開起了玩笑，幽默地說：「我是一天打魚一天曬網。今天是曬網時間，只談半小時好不好？」
他開門見山地表示，自己想了解一下國際金融和貨幣問題，請銀行用一個星期到10天的時間，幫他收集10個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時參考。
陳雲建議銀行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當銀行方面表示準備恢複金融研究所時，陳雲表示贊成。說：列寧講，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資本主義，同資本主義打交道，在極左時代總是讓人心驚膽顫。陳雲給大家鼓勁。他得知延安時代與自己在西北財經辦事處一起搞過財經工作的喬培新也已61歲時，順題發揮說：你也這麼大年紀了，也算老年了！你還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過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
銀行彙報說，他們可以搞到10億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匯資金，但是在國內碰到兩個問題：一是方針問題，這樣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針和黨的路線，符合不符合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二是方法問題，要把國內的規矩變動一下。這些問題不解決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這樣的好事會被這樣的問題難住。可在「政治挂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可是悠關政治方向的大問題。
陳雲巧妙地迴避了這樣的陷阱，沒有糾纏在政治是非上的爭論上，而是引導大家全神貫注於實踐。他說：
「你說的，一個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一個是規章制度問題。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們就可以找出一個辦法—— 一個變通辦法來讓大家討論。立一個新的辦法，要把一些界線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有條有理，不會和國內衝突的。總之、只要承認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至於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
陳雲還提醒大家注意實際情況的變化：「過去沒有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現在形勢變了，有些同志沒有看到，所以要向他們解釋這些……總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規章制度要變動一下。道理就是外貿百分之七十五對資本主義國家了。」
陳雲關於要很好地研究資本主義的指示、要求和身體力行的表現，對衝破當時外貿領域裡「左」的思想的束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顧慮，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領域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對外開放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人才。1974年7月，陳雲還把近1年時間對資本主義經濟深入系統研究的心得，寫成了《目前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危機的比較》、《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等筆記。
陳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很快給國家創造了極大的現實利益。由於美元與黃金脫鉤，把通貨膨脹的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使手中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並未喪失，陳雲非常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這年5月，陳雲經過分析後判斷：現在世界黃金產量每年平均2200萬兩，價值35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1%算，就是300億美元。當然，貨幣還有周轉次數。但根據我們貨幣發行與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長的，何況黃金還有它的工業用途。
當時中國手頭有一批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陳雲認為應該拿出來買黃金保值。這年7月他在聽香港五豐行彙報時說明了自己的判斷：今後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算算在國外存外匯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合不合算。美元雖軟，但在較長時期內仍會是國際主要貨幣，沒有別的貨幣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國生產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價上漲中買黃金，確實存在風險。當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時，陳雲明確建議銀行用外匯買進黃金保值。但銀行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
陳雲以豐富的經驗和老到的算計，沒有輕易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對李先念建議說，與其把外匯存在銀行里天天貶值，不如拿來買一批黃金保值增值。針對買賣黃金可能有投機之嫌的疑慮，陳雲辯解說：將來如果需要付款，再賣出黃金換回外匯。這樣以實際支付為目的買賣黃金，並不算是倒賣。李先念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次買入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