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創傷未愈戰火又燒到家門口，以積貧積弱的國力，既要支撐與最強大帝國主義的戰爭又要穩定市場，為應對艱巨的挑戰陳雲晝夜操勞，常常緊張得睡不好覺。
就在中國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複戰爭創傷，重建家園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了。195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軍朝鮮。
一邊是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的美國，一邊是歷經連年戰爭後百廢待興、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的中國。兩國發生直接碰撞，中國只有動員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爭取勝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舉行的第二次會國財政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抗美援朝開始後的財經方針。用陳雲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的性質，是屬於財經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決定志願軍入朝參戰後，作為中財委主任領導著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最直接地面對這一問題。他對此作了極其周密細緻的考慮。在這個會上，陳雲提出了自己的局勢發展的判斷和對財經方針的決策。
陳雲主張，要在準確判斷形勢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決主要問題。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會一事無成。
他當時分析，時局的發展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一國捲入戰爭。
顯然，如果估計為第三種，那就是一種全面戰爭狀態。財經工作必須轉入戰時經濟體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戰爭，一切經濟恢複和經濟建設都談不上。如果估計為第一種或第二種，戰爭將局限於朝鮮境內，國內可能遭到敵人轟炸，但不會受到直接的攻擊。雖然炸有先後，有大小，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這樣，財經工作就可以考慮國內經濟恢複與建設。
陳雲提出：國家財經工作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之上，與今年放在和平的恢複經濟的基礎上完全不同，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要增加軍費及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各種收入也必然要減少。這就是應付第二種局勢對策的主要點。
他說：如果時局只變到第一種情況，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果時局變到第三種情況，則財經對策需要另行討論。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局勢上，對將來另制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基於這樣一種估計，陳雲提出，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應當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
經過討論，會議接受陳雲的意見，確定了1951年財經工作的方針，實行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這個意見上報中共中央後，中央基本上同意。
經過這樣周密地考慮以後，陳雲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並為這一方針的實現作出了明確部署。但執行中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亞於判斷形勢、確定方針。
在應付戰爭情況下保持市場穩定，包括陳雲在內的財經工作部門幹部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來。陳雲曾說：「當時很緊張，前面要抗美援朝，後面要穩定市場，兩頭重擔，哪一頭髮生問題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穩，這是高於一切的。」 浩大的財政開支，怎麼樣儘可能省下來一些。為了保證支出，怎麼樣能夠多收上來一些稅。陳雲全神貫注地關注著前方的戰事和國內市場的動向，日夜操持著經濟工作，以至於常常緊張得睡不著覺。
志願軍入朝後，經過五次戰役，到1951年形勢開始明朗化，達到了陳雲當初設想的最好的情況：鄰境戰爭，國內平安。這樣，財經工作方針運用起來有了比設想中的國內被炸情況現寬鬆的環境。
毛澤東在「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給財經部門提出了建設的任務。這就是被稱作「三邊」的財經方針，根據這一方針，除了應付戰爭，穩定市場，國內要準備並開始經濟建設工作，哪一頭都要撿起來，「魚與熊掌得兼」。
由於一開始就正確估計到這場戰爭是一場在鄰境進行的局部戰爭，制定了「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財經方針，並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作出及時調整，財經工作創造了戰爭條件下保持市場穩定的奇蹟。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內財政支出了數額巨大的戰爭經費，1951年達52.6億元，比1950年猛增24.6億元。3年中，國家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支出共達62億元，幾乎相當於1950年國家財政的總收入（68億元）。中國政府還以貸款或訂貨方式向蘇聯等國訂購了一批武器裝備，共開支31億元，這些也主要用於朝鮮戰場。戰爭中中國共消耗各種戰爭物資560萬噸，其中從國內前運的物資即達萬種計260多萬噸。而國內市場卻在戰爭條件下保持了穩定。物價指數以1950年3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同年12月下降為85.4，1951年12月為92.4，1952年12月為92.6。財經工作在支持了戰爭的同時，穩定了國內市場，又沒有因此而中斷經濟恢複過程，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經濟建設取得了相當的發展，並作好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