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腦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後，向何處去，成了舉世矚目、關係全局的一件大事。
蔣介石的目標是一舉消滅中共中央，消滅不成便趕過黃河，迫使中共中央離開陝甘寧邊區，從而在政治上打擊了中國共產黨。
3月25日，也就是胡宗南佔領延安後的一個星期，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就造謠說：毛澤東、周來恩等「已遷佳木斯，或已潛逃出國」。
其實，此時毛澤東、周恩來就在瓦窯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到這裡的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同志會合，初步討論了黨中央的去處和部署。
29日凌晨，中共中央的首腦們從王家坪又到了棗林溝，一下車連覺也顧不上睡又繼續開會。
這就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光輝一頁的棗林溝會議。
會議是在窯洞里舉行的，沒有莊嚴的講台，沒有鬆軟的沙發，沒有高級的麥克風，也沒有式樣新穎的錄音設備。可是這次會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發生了重大作用。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圍坐在炕上。
「我反覆的考慮了，我們中央不能離開陝北。」毛澤東說，這是他一路上反覆考慮的問題，「留在陝北，我們可牽制胡宗南的23萬大軍，叫蔣介石這個戰略預備隊失去作用」。
任弼時沒有順著毛澤東，他質問似地說：「一面瀕水，三面臨敵，萬一讓胡宗南把我們一網打盡怎麼辦？」
與會人員都知道，這當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面對現實！
毛澤東留在陝北確實帶有「冒險性」，而且後來真的兩次遇到了危險。所幸兩次均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會上，朱德投了任弼時的贊成票。
毛澤東又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我們在陝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養了我們，一遇險情我們就跑，對不起陝北人民啊！」
「我們不能感情用事，要考慮一個萬全之策。」劉少奇發言明顯也有傾向性。他們都在關心毛澤東的安全。
沒想到，劉少奇發言後，毛澤東的話更感情用事了，「總之，不打跨胡宗南，我是不過黃河的，要過你們過好了」。
應該指出，黨中央留在陝北，毛澤東早已下了決心。還在胡宗南進攻延安之前，毛澤東就決定兩步走：第一步，堅持保衛延安，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放棄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實在守不住，主動撤離以後黨中央仍然要留在陝北。3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附近送別王震將軍的時候就說過：「我和他們一起堅持在陝北鬥爭，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既然中央主席說了這種話，其他人也就無話可說了，他們都同意留下。
等大家都表態後，「不！」毛澤東突然話鋒一轉，「不是全集中到這裡。弼時的意見有道理，萬一我們叫胡宗南一網打了怎麼辦，因此我們也來個古書上說的，兵分三路」。
棗林溝會議最後決定，中共中央首腦機關成員一分為三，成立三套領導班子：
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去晉察冀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負責處理中央委託的工作；中央後方委員會，簡稱「後委」，由楊尚昆、葉劍英率領進駐晉西北，負責陝北戰場後勤保障和安置中直、軍直機關及家屬的工作。
，楊尚昆為後方支隊司令，李維漢等參加的中央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地區統籌工作。圖為葉劍英在幹部會議上作報告中央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繼續留在陝北，代表中央指揮陝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書記處的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下。
這次會議，形成了一個文件，這就是到達橫山縣青陽岔發出的《1947年4月9日的黨內通知》。
《通知》告訴全黨和全軍：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將繼續留在陝甘寧邊區，同陝北人民共同擔負起保衛邊區的任務。
棗林溝會議後，前委轉入了地下，毛澤東化名「李德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僅從「得勝」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周恩來他們面對強敵那種一往無前的氣概和革命一定會勝利的信心。
為統一行動，統一指揮，留在陝北的中央機關，按軍事編製組成一個縱隊，並成立一個司令部，任弼時為司令，陸定一任政委。
正當國民黨特務在到處搜集情報、刺探中共中央的去向的時候，3月30日，一個代號為「崑崙」的神秘縱隊在陝北出現了。這個縱隊由200餘人組成，司令叫「史林」（諧音），政委叫「鄭位」，參謀長是葉子龍，副參謀長汪東興。
直到失敗，胡宗南也沒有弄清楚這個「崑崙」縱隊，就是他們一直在尋找的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都在其中。全國各大戰場上，人民解放軍所接受的指示就是從這裡發出的。
有人認為，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黨中央留在陝北是盲目的冒險行為。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毛澤東的決策一貫建立在對問題的科學分析之上。當時，他的分析是，陝甘寧邊區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迴旋的地區大，安全方面有相當大的保障。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堅持把黨中央留在陝北，是他在書寫自己一生歷史的輝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筆」。
政治上，他給蔣介石、胡宗南打了重重的一記耳光。軍事上，只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還在陝北，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王牌——胡宗南的23萬大軍就被牢牢的釘死在陝甘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