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3日，這是毛澤東帶著《雙十協定》的成果返回延安的第二天。重慶的蔣介石即向國民黨各個戰區發出了「剿匪」密令。
政府代表簽訂《會談紀要》。這是雙方代表簽字的《會談紀要》原稿與這個密令相配套，十年內戰時期由蔣介石親自擬訂，抗戰勝利後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運往國民黨各個戰區，一一分發到了官兵手中。
在蔣介石的嚴厲督責下，10月14日，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馬法五率領第四十軍、第三十軍、新編第八軍共7個師，45000人的兵力，採取並列重疊配套，分成左、右兩路，自河南新鄉沿平漢鐵路交錯掩護北進。蔣介石給他們下達的任務是：先佔領邯鄲，與沿石太線西進，先期到達石家莊的第三、第十六軍會合，然後維續北進，與空運到北平的第九十三、第九十四軍會師，最後達到完全控制平漢路，分割晉察冀、晉察魯豫兩大解放區的目的。
蔣介石這一招十分厲害。如果他的計畫實現，將對華北兩大解放區構成嚴重威脅，進而危及到整個中國革命的形勢。
面對挑釁，延安方面當然不會坐以待斃。
毛澤東回到延安還沒有來得及休息，就立即召開會議，與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商量對策。並親自草擬了一份給劉伯承、鄧小平的電報：
「我們阻礙和遲滯頑軍北進，是當前嚴重的戰略任務……我太行及冀魯豫區可集中六萬以上主力，由劉鄧親自統一指揮，對付平漢路北進頑軍，務期殲滅其一部至大部。」
電報發出後，毛澤東仍放心不下，10月17日，再次致電劉鄧：
「即將到來的新的平漢戰役，是為著反對國民黨主要力量的進攻，為著爭取和平局面的實現。這個戰役的勝負，關係全局極為重大。當前這一仗必須打好，如果打不好，被迫再度上山，中國革命勝利就要推遲20年！」
接到延安的電報後，劉伯承和鄧小平不敢怠慢，立即組織力量，制定作戰計畫。這就是有名的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
10月24日，中共參戰部隊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日夜兼程陸續趕到戰場，形成了對敵軍的四面合圍。準備於28日黃昏發起總攻擊。
為了將全殲平漢路北進之敵建立在絕對把握之上，劉、鄧二人根據各方面獲得的信息，研究了爭取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率部起義的方案。
高樹勛，字建侯，河北省鹽山縣人，原系西北軍馮玉祥的部下。1930年蔣馮大戰，馮玉祥失敗，西北軍被蔣介石瓦解。整編後的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調到江西前線圍剿紅軍。當時，高樹勛是二十六路軍二十七師師長。高樹勛知道這是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方法，所以工作不甚努力。不久，趙博生與董振堂發動寧都起義，高樹勛的二十七師官兵都被他們帶到了紅軍那裡。為了躲避蔣介石要追究他擅離職守的責任，高樹勛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抗日戰爭開始後，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將高樹勛請出來，任命他為河北省保安處副處長，負責訓練各縣保安隊的工作。八路軍借國共合作的機會，派出了一批共產黨員以高樹勛老部下、老同事的身份協助他的工作，一方面使他的勢力日漸發展，另一方面又推動了高樹勛和他部下官兵逐漸傾向進步。
但同共產黨的做法恰恰相反，即使是同仇敵愾的時候，蔣介石集團也沒有改變他歧視旁系的政策，不但在供給上要比他的嫡系差幾十倍，而且還要經常監視、分化和并吞他們。
1940年是高樹勛與蔣介石關係最好的時期。因為他除掉了公開投敵的石友三，被蔣介石委任為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並將他的部隊從淪陷區調到了國統區。高樹勛對國民黨產生了幻想，並在其部反動勢力的推動下，把共產黨員「禮送」出了他的部隊。但好景不長，到國統區不久，湯恩伯就收買原石友三的六十九軍軍長米文和，把六十九軍從三十九集團軍拉了出去，歸湯恩伯直接指揮。這件事如晴空霹靂，使高樹勛對老蔣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高樹勛獨自在辦公室里收聽廣播，突然機要員送來蔣介石、何應欽發來的一封電報。
高樹勛接過電報，上面清楚地寫著：「命令你部原地駐防待命」幾個字。
高樹勛將電報揉成紙團，扔進紙簍，若有所思地走出窗外。這時桌上收音機里女播音員的聲音傳到了他的耳里：
「重慶廣播電台，現在播送中央社消息：8月11日，蔣委員長發布命令，命令第18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向日偽軍擅自行動……命令國家各戰區將士，努力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
「豈有此理，欺人太甚！」高樹勛啪地一聲將收音機關上，拿著電報來到了他的官兵中。
官兵們聽說老蔣不讓他們受降，憤怒地控訴了起來：
「抗戰期間，蔣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隊，躲到大後方，留下我們在前線流血賣命，現在勝利了，他們卻成了抗戰英雄，可以優先積極推進，搶佔地盤，而命令我們現在還在最前線和部隊原地待命，天理何在？」
在部下的激勵下，高樹勛把桌子一拍，鏗鏘有力地說道：「古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弟兄們，我們兵出伏牛山，揮師北上，捷足先登，收編偽軍，接受日軍投降。」
高樹勛作出決定後，率部隊從駐地南召出發，冒著大雨，風雨兼程，經葉縣、許昌、長葛、新鄭，到達鄭州，隨後連夜率部隊從廣武一帶渡過黃河，向新鄉開進。
在部隊向新鄉開進的時候，高樹勛為了向重慶的軍政要員表示「尊敬」，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報。
高樹勛原以為自己違抗命令，會遭到蔣介石的嚴懲，沒料到，蔣介石複電：「命令你部暫駐新鄉待命」。
不僅如此，9月19日，蔣介石委派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在鄭州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宣布，高部正式編入第十一戰區序列，歸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同時宣布，任命馬法五、高樹勛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
鄭州會議後，孫連仲匆忙趕往新鄉，作出了打通平漢路，搶佔平津戰略要地的軍事部署。
至此，高樹勛方才看清老蔣葫蘆里賣出的什麼葯：他要不聽命令的高樹勛去前線充當炮灰，同八路軍作戰。
從自己的坎坷經歷中，高樹勛深刻認識到，只有靠近共產黨才有自己生存下去的空間。於是他主動派王定南跟劉伯承、鄧小平接上了關係。
真可謂天助之合。鄧小平見到王定南後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們也準備作這項工作。為打退蔣介石的進攻，使蔣介石政治上陷於孤立，必須在國民黨軍隊中開闢新的戰線，首先要爭取受蔣介石排擠和歧視的非嫡系部隊，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國民黨將領站到和平、民主旗幟下來。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在這一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績，所以你趕快回到新鄉去，做好高樹勛的工作」。
為了解除高樹勛的後顧之憂，鄧小平一面電報中共中央將高樹勛的夫人劉秀珍和其他起義軍官家屬接到解放區，一面派參謀長李達代表劉伯承和他本人去看望高樹勛，鼓勵他早下決心。
李達參謀長是原老西北軍的軍官，是寧都起義投奔共產黨的。所以他和高樹勛見面談得很投機。談完西北軍的光榮歷史後，李達對高樹勛說：
「如果高將軍在當前中國面臨內戰與和平，光明與黑暗兩種前途大搏鬥的緊要關頭，能高舉義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奮鬥，它將比寧都起義、五原誓師的意義更為深遠」。
聽了李達的一番談話，高樹勛終於下定了最後決心。
10月30日，高樹勛召開總部軍官會議，嚴肅地宣布了他率部起義的消息。
10月31日清早，劉伯承親自偕同薄一波副政委、李達參謀長去馬頭鎮同高樹勛會面，向他祝賀。經協商，將高部改為「民主建國軍」，11月1日開往西北面的老解放區武安縣境內。
當高樹勛率領新八軍及河北民軍開往武安伯延、邑城一帶時，一路上受到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歡迎。高樹勛大受鼓舞。尤其讓高樹勛感動的是，中共中央於11月2日以朱德、毛澤東的名義向他發來了賀電。
11月10日，起義的新八軍、河北民軍正式改稱為「民主建國軍」，高樹勛任總司令，通電反對內戰，主張國內和平。消息傳出，全國震動。
11月1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鄧小平、薄一波介紹，高樹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高樹勛起義對八路軍取得平漢戰役勝利的意義，鄧小平作過高度的評價。在《對二野歷史的回顧》一文中，他寫道：
「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傷亡會很大。」「他的功勞很大。沒有他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