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延安陽光明艷，延水粼粼，寶塔山顯得格外壯觀雄偉。
一架美國飛機降落在簡陋的延安機場上。旋即從機艙里走出了兩個人，一個是美國大鼻子赫爾利，一個是國民黨將軍張治中。他們兩人是專程來延安迎接毛澤東去重慶的。
不一會兒，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和赫爾利、張治中一同出現在機場上，機場內早已有數千人在等候著為他們送行。
面對著這些為自己的安全而焦急萬分的送行者，毛澤東一句話也沒有說。在前一天晚上，他與劉少奇談了整整一夜，把該說的話都說了。他說：「我在重慶期間，前方和後方都必須積極配合，對蔣介石的一切陰謀都要予以揭露，對蔣介石的一切挑釁行為都必須予以迎頭痛擊。不要顧慮我的安全，你們打得越好，我在重慶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須知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
其他人都登上了飛機的舷梯，毛澤東還在與送行的人群握手道別，此時，他的心情實在是太複雜了。
來到延安10年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延安，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但毛澤東一點也沒有旅行者的輕鬆和愉快，因為他此行的責任實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關係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雖說過去與蔣介石在戰場上有過多次較量，但兩個宿敵坐下來，面對面的談判這還是頭一遭。
毛澤東離開延安，延安方面不輕鬆，重慶方面更緊張。
蔣介石原本以為毛澤東不會來重慶的，所以毫無顧及地把「和平繡球」從重慶拋給延安，將人們的視線引向延安方面，現在毛澤東不但把這個球接住了，而且把球從延安抱到重慶來了。這就是說，人們的視線由延安又轉向了重慶，並懸注著他自己的反應。
既然事情已經弄假成真，蔣介石心裡十分明白，他作為這次和談的始作俑者，作為國民黨的領袖，身上的壓力至少有三點：一是毛澤東在重慶安全的壓力。他絕對不能讓毛澤東在重慶有任何意外；二是毛澤東重慶之行影響的壓力。他必須把毛澤東重慶之行造成的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三是國民黨方面毫無準備的談判壓力。他必須守住「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尤其對軍事要嚴格統一不稍遷就」的底線。
為了解決第一個壓力，蔣介石精心挑選了忠實可靠的憲兵，組成「警衛班」，專門負責保衛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並特別吩咐除「警衛班」成員外，不管哪一派、哪一「統」（指軍統、中統）的特字型大小人物，都不許接近毛澤東。如果發現有借故搗亂的人，可以開槍打死，不負責任。因為蔣介石擔心國民黨內派別林立，特務系統龐雜，且有許多人極端仇視共產黨，如果哪個不聽命的部下擅自行動，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為此，他專門找到戴笠，要他嚴格約束部下，不準胡來。
其實，蔣介石在為毛澤東的安全操心的同時，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此行的安全組長，也煞費苦心，從警衛、住處到飲食，他都一一作了精心安排。
曾在延安拍著胸脯向延安人民保證過「是我把毛主席接去的，我就要安全把他送回來」的張治中，更是主動地把自己上清寺桂園的府邸讓出來，給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居住，自己全家則暫時地搬了出去。
正因為這樣，在重慶期間毛澤東表現出了極度的從容。
為了解決第二個壓力，蔣介石首先是壓低接待規格。他向國民黨的宣傳機構發出指示：「有關談判的報導，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盡量縮小此事的影響，不要替共產黨製造聲勢。」如果我們去翻閱一下當時新聞界對於這個歷史時刻的報道，就會發現一個罕見的怪事。毛澤東是應國民黨之邀到重慶來談判的，但毛澤東抵渝後，其他各報又發消息，又登社論，反應十分熱烈，惟獨東道主國民黨中央喉舌——《中央日報》，僅採用了中央社編寫的幾十個字的新聞稿，用兩欄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國內要聞版的中間，氣氛冷淡。
毛澤東畢竟不是一般人，儘管蔣介石煞費苦心想冷淡毛澤東一行，毛澤東還是憑著自己的博學多才，文韜武略，在山城出盡風頭，以至於「毛澤東」這三個字一時成了國統區億萬百姓議論的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