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是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國發出乞降照會的日子。神州大地頓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歡樂場面：
延安沸騰了！
重慶山城的爆竹放得震天響！
台灣人民喜極而泣，大家抱頭痛哭！
然而，未等炎黃子孫宣洩盡心頭快樂，就發現內戰的陰雲已開始密集。
在日本乞降照會發生的第二天，蔣介石就一連下了兩個命令：一個給他的嫡系部隊，「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另一個給八路軍、新四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
同為抗日部隊，蔣介石卻是兩個命令，兩層調兒。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心中的小九九是什麼。
命令傳到延安，人們立即擦乾那激動的淚水，收斂起那歡樂的笑容，冷靜下來，並發出了抗議的聲音。
8月13日，毛澤東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致電蔣介石：
「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
8月16日的電報口氣更加強硬：
「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我認為你的這個錯誤，是由於你的私心而產生的，帶著非常嚴重的性質，這就是說，你的命令有利於敵人……」
很快地，聚焦在歡慶人群中的新聞記者的視角，轉到了「命令」和「電報」的爭執上。
新華社的評論出來了。題目是《蔣介石在挑動內戰》。評論說：「蔣介石的『命令』從頭到尾都是在挑動內戰，其目的是在當著國內外集中注意力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借口，好在抗戰結束後，馬上轉入內戰。」
神州大地上空一片雲霧迷茫。
延安高層領導人的窯洞里又透射出了徹夜不熄的燈光。為了回擊蔣介石的陰謀，毛澤東正在焦急地思考著如何才能把因參加中共七大，至今仍滯留在延安的幾大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儘快地送回他們的崗位……當時，毛澤東手中沒有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靠騎馬、走路，非但不安全，更重要的是需要幾十天時間。
緊急關頭，只有用緊急辦法。毛澤東把葉劍英找來，要他出面，嘗試一下向美國人「借」運輸工具。當時，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有一架運輸機正停在延安東關機場里。
不知是美國軍人沒有美國政治家那麼精明，還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對延安人有了感情，反正葉劍英以輕鬆的口氣「借」，美方人員也就以愉快的口氣「應」了。
8月25日清晨，20位幹部匆匆趕到延安東關機場。他們是：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克明。
9時，飛機起飛。延安統帥部里空氣極為緊張。因為這是一架破舊的道格拉斯運輸機，艙門關不緊，兩隻螺旋槳在啟動時還要靠人來推動。弄不好就有可能失事，再則，飛機飛越日軍封鎖線時還有被擊落的危險。無論何種情況發生，後果都將不堪設想。葉劍英坐立不安，要知道這上面乘坐的都是我黨我軍的精英啊！好在沒等多久，太行山十八集團軍總部傳來了「平安抵達」的消息，延安這才恢複了輕鬆。
半個月後，聶榮臻、肖克、劉瀾濤、羅瑞卿也搭乘美國飛機返回了部隊。這次聶榮臻搭乘的這架美國飛機是專程去晉察冀接在抗日戰爭中被我方營救的美國飛行員的。
至此，中共各大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均順利返回了前線，他們的返回使各大戰略區有了「主心骨」和「領頭雁」。毛澤東心中懸著的石頭落地了。
就在延安抓住時機，採取一系列措施預防不測的時候，一隻繡球，經過新聞輿論的炒作，從重慶拋到了延安。
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蔣介石接連發出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延安作何反應？延安作何對策？延安要不要和平？
頓時間，全國人民的視線，國際輿論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報》社論開頭第一句話就寫道：「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醉翁之意不在酒，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渝共商國事，並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說得冠冕堂皇，調兒唱得一次比一次高，言語一次比一次坦誠，輿論攻勢一次比一次強勁。
原因很簡單，如果毛澤東不去，他就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頭上。
據說，蔣介石的這個高招來自政學系頭目之一，時任國民黨政府文官長的吳鼎昌。據說這事兒做得很秘密，作出決定前不但未找陳立夫、陳果夫等人商量，甚至連他的秘書陳布雷也未曾預聞。
事實上，蔣介石這樣做也是在窺測了延安的動靜，分析了毛澤東的態度之後做出的。他們的大膽相邀、他們的窮追不捨，基本上是建立在毛澤東不會離開延安的判斷上的。
他們的判斷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整整8年的抗戰中，毛澤東從未離開過延安，他雖是國民會議參政員，但他一次也沒有到重慶出席過參政會。現在國共關係緊張，他更不會到重慶去。此外，從國民政府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處發出的消息看，毛澤東「似有懦怯之意」。
國民政府駐延安聯絡參謀是1938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向八路軍總部派出的。按照規定，聯絡參謀的任務是：加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八路軍的聯繫，了解八路軍在前方作戰的情況，了解八路軍各部在戰爭中的實際損耗，並使之得到及時補充等。但是，國民政府的聯絡參謀基本上不幹這些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延安的各種情報，並秘密報告重慶。延安方面，當然知道這些所謂聯絡參謀都是國民黨政府插在邊區的耳目，但為了顧全抗日大局，仍對他們以禮相待。
8月14日，毛澤東接到蔣介石發出第一封邀請電報後，在延安接見了周勵武和羅伯倫，並明確地告訴他們，他目前不準備離開延安。
周勵武、羅伯倫自然很快將這次接見的情況告訴了重慶，並根據他們二人的主觀判斷給重慶提供了一個毛澤東「似有懦怯之意」的信息。
可重慶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假戲真做」，卻讓延安在關鍵時刻來了個「將計就計」。
接到蔣介石第三封邀請電的第二天，毛澤東一改初始態度，決定接受蔣介石的「挑戰」，複電重慶：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當然，毛澤東作出這個決策之前，已經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當了。首先，他借美國的飛機已將各大戰區的主帥從延安送回了他們的崗位；再次，他將自己的黨中央主席的崗位也作了安排，指定在他離開延安期間，這個崗位由劉少奇代理，同時增補陳雲、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雖然毛澤東的安全已有蘇聯、美國作了擔保，但毛澤東還是作好了自己回不來的準備。
毛澤東的「彌天大勇」，不但為共產黨贏得了民心，贏得了輿論，而且為他自己日後在重慶表現個人魅力爭得了關鍵的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