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發，宣告了美國「遠東慕尼黑政策」的徹底破產。從此美國開始了它對華政策的轉變。中國抗戰之初，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只注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沒有放在眼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敵後戰場的生機勃勃與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共產黨領導的這支抗日武裝。
何況去過延安的美國新聞工作者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都以稱讚的態度報道了他們在延安的所見所聞，這更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注意。
在促成美國和中共直接接觸方面，兩位年輕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起了重要作用。
謝偉思、戴維斯他們都出生於中國的四川，都是美國傳教士的兒子，對中文都比較熟悉。尤其是謝偉思，用英語和漢語表述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被稱為「中國通」。他們富有思想，看事客觀、公正。後來，他們都被吸納到史迪威的總部工作，負責搜集中共的情況。對中共的情況收集得越多，他們的感情越是傾向於延安。
在一次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謝偉思這樣說道：共產黨在中國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而國民黨才是個腐朽、僵化的反動政權。由此他們向美國當局大膽建議，美國應該派遣軍事觀察團對延安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設立領事館。戴維斯更進一步進言，應該由總統直接向蔣介石提出要求。
他們的建議被採納了，1944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真的正式向蔣介石提出了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要求。
國民黨一如既往，對派遣軍事代表團前往延安的建議，千方百計阻撓拖延。
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的大潰敗，使美國對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延安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對蔣介石施加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蔣介石害怕與美國人鬧翻，不得不同意此事。
關於代表團的名稱，重慶和延安又一次出現了分歧。國民黨想討好美國，認為美國是中國抗戰的領導，主張將「軍事代表團」改名為「軍事視察組」。反映了一種主從關係，一種主子和奴才的關係。共產黨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認為美國是我軍的上級領導，堅決不同意國民黨的這種要求。最後，經三方協商，將名稱定為「美軍觀察組」。
美國人喜歡給他們的行動計畫取代號。他們將這次行動的代號取名為「迪克西」使團。「迪克西」是叛逆者的意思。因為在美國人眼中，共產黨是蔣介石的叛逆者。
雖然被視為叛逆者，延安方面對美軍派觀察組的到來給予了高度重視，因為這是延安第一次接待以官方名義來延安的代表團。黨中央在《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主義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成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對於美軍觀察組的來訪，延安方面做了悉心準備，並明確了三項原則。第一，我們同美國的關係，不是奴才與主子的關係，而是同盟國盟友的關係，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們不做無原則的讓步；第二，對他們的服務，既要熱情周到，也不要鋪張浪費；第三，任何外國人必須尊重我民族的尊嚴和風俗習慣，不得把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中國來，更不能搬到中國革命聖地延安來。我黨幹部和群眾要維護國格和人格，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既要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的胸懷、氣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
觀察組兩批成員分別於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抵達延安，每組9人，觀察組不是由駐華使館領導，而是歸屬於史迪威的軍事司令部，組長是包瑞德上校，觀察組中有一名側重於收集政治情報，被稱為「中國通」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他就是謝偉思。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大量聽取了延安方面領導人關於敵後戰場情況的介紹。葉劍英參謀長從總體上介紹了八路軍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十五塊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彭德懷副總司令向觀察組連續做了三次報告，具體講述了華北戰場的情況。陳毅和聶榮臻也分別介紹了新四軍和晉察冀根據地的歷史和概況。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還經常不拘形式地和他們會見、交談。特別是毛澤東，曾和謝偉思作了多次長談。毛澤東向他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方針、政策。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政黨，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支配，包括蘇聯和美國在內。並希望美國政府能對國民黨施加影響，讓它實行民主，放棄消滅共產黨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
觀察組除在延安活動外，還派出人員分赴晉綏和晉察冀根據地考察。
在和共產黨的實際接觸和觀察過程中，觀察組中的多數人的思想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共產黨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所宣傳的共產黨。
他們看到，八路軍在前線英勇作戰，戰績輝煌，絕非國民黨所誣衊的「游而不擊」；他們看到，延安，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沒有一個衛兵和警察，而不像重慶，所到之處都能見到警察和衛兵；他們看到，老百姓積極支援八路軍，踴躍響應抗日民主政府的號令，從未見過被捆著去當兵的人，共產黨絕非國民黨所說的「共匪」；他們看到，八路軍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三八式步槍，和中國自製的「漢陽造」，並沒有蘇聯的裝備，發現共產黨絕非蘇聯的附庸。
……這些年青的美國軍官，雖然不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為共產黨說話，但經過親自觀察共產黨區域，寫了許多調查報告，客觀公正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況。
謝偉思，這位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在延安的3個月時間裡，被自己的親眼所見震撼了，他幾乎一天也沒停地向他的上司寫報告，介紹延安的情況。他是這樣描寫延安的：
「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
看著延安這種新奇的景象，他分析說：「這裡似乎沒有蠢笨、軟弱或懶惰的人。這種朝氣不僅是身體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產主義，在我看來，尤其是在中國，主要是一種理性事業。它在中國的發展，經過了沒有完全受一個或一種信條統治的時期。」
在和共產黨接觸的3個月時間裡，共產黨給他的印象是廉潔、民主、謙虛、堅強、樂觀：「有人會說，共產黨的有利之處在於他們有一個『事業』。他們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樣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動，喚起底層民眾的共產主義，或者說，他們找到了當年推動太平天國運動或義和團運動的那種熱情。事實上，從未聽到有人提出過這種論點。連國民黨也不屑於提出這種論點。」「得出這樣的結論看來是站得住腳的：農民支援、參加共產黨的軍隊，同他們一道作戰，共產黨在為他們的利益而戰，共產黨使農民得到了一些明顯的好處，因而，確立了這樣的信念。這種好處應當是改善農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不管這種改善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它應當是趨向民主的，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的。」
經過觀察、分析，謝偉思得出了一個很有預見性的論斷：「共產黨已經得到了廣而深刻的群眾支持，因此要消滅他們是不可能的。從這一基本事實中，我們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國民黨像共產黨那樣，進行深刻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要麼它證明自己有能力奪過這種對人民的領導權，否則，共產黨將在較短的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
雷伊·盧登與他的四名美軍同伴前往華北地區執行完觀察任務後，作出這樣的結論：
「在華北，老百姓支持共產黨的證據比比皆是，而且顯而易見，使人不能相信這是為欺騙外國來訪者而設置的舞台。一個統轄著這樣廣泛的地區，而且全是由中國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眾的積極支持，使民眾參與發展工作，這在中國現代史上還是第一次……」
戴維斯長期收集中國共產黨的資料，他對比了國共兩黨後說：
「蔣介石的封建的中國是不能同中國北部的充滿生氣的現代的人民政府長期共存的，共產黨一定會在中國紮根。」
「中國的命運不決定於蔣介石，而決定於他們。」
美軍觀察組的延安之行，雖然沒有改變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但這次行動畢竟衝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向世人揭示了延安的真相，增強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具體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