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對延安的報道，不僅引起了記者們對延安的注意，也引起了英美等國對延安的關注。
敵後抗日實力的加強，英美改變了對共產黨的一貫看法。他們認為，要想戰勝法西斯，就必須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力量。於是，他們打算派人來延安及解放區，對共產黨的實力加以了解。
1944年3月，英美正式向延安方面提出，要派英、美、加、澳等國的記者，組成一個記者團，到延安及敵後採訪，了解共產黨的真實情況。
對於這件事，在重慶和延安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
重慶方面顯然有些恐懼。他們害怕外國記者衝破其新聞封鎖後會揭穿他們對延安方面的種種誣衊。但鑒於當時的歷史條件，重慶方面要公然拒絕英美等國的要求，他們還是不敢的。於是只有設置重重障礙，故意刁難拖延。刁難拖延受到責備後，他們就變換辦法，以達到控制記者團行動的目的。國民黨提議將外國記者團改為中外記者團，讓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等記者也參加這次採訪，並派特務擔任團長、副團長，規定中外記者都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下統一行動，以加強「領導」。
延安方面對此卻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3月9日，周恩來親自打電報給董老轉外國記者團，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同志及中共中央委託，特電你們表示熱烈歡迎。」中央政治局還特別為此開會，決定由周恩來副主席親自主管這一工作，並確立了接待的根本任務：「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就是說，把我黨我軍的具體政策、具體成績宣傳出去，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誣衊，以誠懇、坦白的精神同他們交朋友，以利於開展國內國外的統一戰線。
接待的具體工作，從房間的布置，到伙食的招待，甚至記者團所要問的問題，都準備得非常周全。比如，在同盟國「四大領袖」畫像的掛法上，接待處想出了一種既靈活又隱蔽的方法，既不得罪國民黨和同盟國，也表達了我們的立場。從左到右為斯大林、羅斯福、蔣介石、邱吉爾。按中國的習俗是以中右為大，因此看起來是把蔣介石放在第一位，羅斯福第二，邱吉爾第三，斯大林最後，使國民黨方面無從挑剔。外國人習慣從左向右排列順序，因此，看起來第一位是斯大林，蔣介石、邱吉爾排最後，使外國記者也感到滿意。
1944年6月9日，記者團抵達了延安，總領隊是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副總領隊是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裡面有著名的外國記者斯坦因、愛波斯坦、福爾曼、普金科等。成員中還有國民黨中宣部人員，如負責檢查外國稿件的國民黨宣傳處長魏景蒙及其助手陶啟湘，管業務工作的張湖生，管黨務工作的楊西昆等。裡面還有一個特務科長化裝成一般工作人員混在記者團內搞電台。從這些人員的配備上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旨在控制中外記者的一切採訪、寫稿和行動自由。
儘管國民黨對記者團實行官方控制，但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有自己的獨立立場。所以，我黨把工作重點放在了外國記者身上。如，斯坦因是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從事記者工作多年，很有政治見解和活動能力。福爾曼是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為人正直，單純，政治上對國共兩黨無明顯偏見，曾到過延安。普金科本人是共產黨員，政治立場、觀點基本上和我們一致。
10日下午5時，朱總司令設宴款待中外記者們。愛波斯坦開誠布公地說：「來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因此我們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國家陣營里，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關閉起來，對於職業的新聞記者，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不讓他們看一看，因為他們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這一次，我們打開了一個縫隙，從今以後要再強制地關閉起來是不可能的了。」
愛波斯坦這番話委婉地抨擊了國民黨對我邊區的封鎖政策，博得了會場的熱烈掌聲。
幾天後，外國記者不顧國民黨負責人的阻撓，紛紛要求單獨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並如願以償。
6月22日，葉劍英參謀長向中外記者作了一個詳細的報告，分敵、偽、友、我四方面介紹了敵後戰場抗戰7年的基本情況。這個全面介紹情況的報告通過記者們的手傳出去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已經對國民黨極度失望的美、英、法三盟國，開始關注和寄希望於共產黨敵後戰場。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一再強調美國政府必需給共產黨軍隊以與國民黨軍隊同樣多的援助。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後一個月，美軍即派出觀察組長駐延安，美國官方正式與中共方面打起交道來了。
謝寶樵、鄧友德等看到中外記者在解放區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採訪權力後十分擔憂。特別是外國記者對延安的真實情況了解越深入，對重慶方面「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無計可施之後，他們只好以逼迫的手段把全部記者拉回重慶。
人是離開了延安，但延安對記者們留下的印象是抹不掉的。大部分中國記者們回到重慶後，都能如實地介紹在陝甘寧邊區的所見所聞。新民報記者趙超構的《延安一月》，就比較客觀而技巧地寫出了他在延安訪問參觀後的所得和感受。
外國記者更以翔實的筆調，宣傳介紹了延安和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面貌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偉大戰績。如，福爾曼的《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中國共產黨與解放區》、《八千六百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等都在美國、英國產生強烈反響。特別突出的是愛波斯坦，他曾給《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寫過不少文章，並在列舉了大量的事實後，直言不諱地告訴人們他的新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是中國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