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由於國民黨實行嚴密的軍事、經濟、新聞封鎖，紅軍基本上不為人所知。
於是，包括中國人在內，沒有誰真正了解，紅軍代表什麼？延安在從事什麼？人們對延安的惟一認識，是從國民黨的宣傳報道中得知的。在人們心中，共產黨是「共匪」、「赤匪」，延安是一個到處瀰漫恐怖氣氛的地方。
真相終究會被人報道出去的。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第一個向外界報道這個真相的人竟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美國記者，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諾。
與其說斯諾是一名記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冒險家、旅遊家才對。在當時那個特殊的環境里，要進入延安，就意味著冒險。這是因為，一方面，國民黨採取種種辦法對紅色管區進行了嚴密的交通封鎖，禁止人們與「共匪」接觸，要衝破國民黨的交通封鎖，沒有一定智慧是絕無可能的。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了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仇恨，捏造了大量的所謂「暴行」，誰想嘗試接近共產黨，就隨時有可能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輕則逮捕入獄，重則抄斬全家。所以，一般的人是不敢去冒這個險的。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生性好奇，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周遊全世界。大學畢業後，開始和朋友周遊全世界。22歲那年，從日本來到中國，開始了記者生涯，在中國一住就是13年。這13年里，他對這個「天朝大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迷戀於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對紅軍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憑著一個記者的敏銳目光感覺到毛澤東領導的這場革命，可能即將成為歷史上最不尋常、最有深遠意義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於是，他決定前往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和紅色蘇區探險。
雖然延安之行會有生命危險，但他出於對中國革命的關心，出於一名記者對職業的態度，下定決心要訪問延安。正如他的妻子海倫·斯諾所說：「必須有個人去了解一下，可是沒有別的人能夠進行這樣的旅行，也不會進行這樣的旅行。」
1936年7月，斯諾和一名美國醫生馬海德衝破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經過長途跋涉，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陝北。斯諾的到來，引起了陝北的轟動，並受到了共產黨高層領導真摯的歡迎。
斯諾被這種熱烈而淳樸的氣氛深深感動，甚至還有些受寵若驚。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一個政府的全體內閣成員的歡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個城市的全體居民的歡迎。在這樣一個群山環抱的內地小城市，軍號聲衝破寧靜山谷，我難以想像如此熱烈的歡迎。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如要我講話，我也很難表達出我的激動心情。」
毛澤東非常相信這個有膽量闖過國民黨封鎖線的美國記者，第二天，就在他的住處——炮樓山下的一孔窯洞里，接見了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客人。就是在這個窯洞里，毛澤東第一次敞開心扉，開始了他那舉世聞名的談話。他談內政，談外交，談身世，談最初參加革命的真實想法，甚至還談了連自己的妻子賀子珍也不知道的事情。
毛澤東如此無話不談，當然有他的考慮。他是要把想告訴世人的事情，交託給一個值得信賴的外國人，借斯諾的如椽之筆，向外部世界，宣傳、介紹中國共產黨、紅軍、蘇維埃運動。
斯諾非常欣賞毛澤東，在他眼中，毛澤東是一個有特殊領導才能的人。他有深刻的民族主義特色，相信中國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他有林肯型的特點，工作堅決，勤奮，對知識如饑似渴，對下屬隨和，沒有領導架子。總之，在他見到的領導人當中，毛澤東是罕見的一位。
正如其妻海倫·斯諾所說：「他現在發現了毛澤東，不僅為他自己，而且為中國人民發現了這個人。這是真正的沒發現的新大陸。他終於面對真正的中國，認識了中國。這是中國百分之八十人民的天然領袖，是一位自己已經宣稱要起這個作用的人。」
在以後長達數月的採訪中，斯諾先後採訪了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領導人。在斯諾眼裡，這些人都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樸素的衣著掩藏不了他們那種特有的膽量、氣魄、執著，他感覺到，「他們是為事業英勇奮鬥的戰士，心胸開闊，深謀遠慮，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
四個月的採訪，他發現，所有延安人質樸、溫和、堅定，對革命充滿了熱情，這使他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真摯熱烈的感情，對中國革命也有了正確而深刻的認識。他很讚賞紅色蘇區充滿勃勃生機而簡樸的農村環境，它迥然不同於北平的沒落的貴族生活，也不同於上海追逐名利的瘋狂競爭。他感到，延安燃燒著一種熱情，一種希望，一種嚮往。
完成這次西北之行的壯舉後，斯諾悄悄回到北京，全神貫注於他那部舉世驚人之作《西行漫記》的寫作。藉助於斯諾的手筆，一些鮮為人知的中國紅軍的英雄事迹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展現在世人面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也都栩栩如生地被描繪了出來。《西行漫記》出版後，轟動了全世界。正如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西行漫記》這本書，『為全世界揭開了一個簾幕，使人們第一次看到了未來的中國』」。
上海的美國總領事高斯雖然認為斯諾親共，但他相信「斯諾提供的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情況是最全面、最權威和最新的，應該引起領事館的充分重視，也應引起美國大使館的高度重視」。
對於斯諾著作的問世，南京方面顯然有些驚慌，並很不客氣地給這位外國人扣上一頂「說謊騙人」的帽子。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斯諾心平氣和地進行了答辯：《西行漫記》「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
完成《西行漫記》後，斯諾更加致力於宣傳報道中國的革命事業，致力於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占人口1/4的國家的真相。他先後多次訪問中國，並完成了《遠東前線》、《為亞洲而戰》、《紅色中國雜記》、《光榮與枷鎖》、《復始之旅》等有影響的作品。
斯諾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斯諾，才使除蘇聯以外的世界人民第一次了解了毛澤東，了解了中國延安，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西行漫記》發表後，一批又一批的人湧向紅色中心延安，向全人類宣傳中國革命事業。
延安之行對斯諾人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從此，他與中國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不解之緣，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即使在50年代，美國國內反共最猖獗的時期，斯諾也沒有停止對紅色中國的正面報導。由於全面真實地報道中國共產黨，他和家人在美國受到了迫害和誣衊，但斯諾沒有放棄他的事業。
1972年2月，斯諾在瑞士患了癌症。毛澤東聽到消息後，深感悲痛，立即派斯諾的老戰友馬海德和中國醫療小組去護理他，直至他逝世。在斯諾病重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黃華專程從紐約趕赴瑞士，守護在他的病床邊。斯諾在彌留之際，用生命的最後力量，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這是1936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1937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