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大政黨，它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空前發展：到七大召開前夕，黨員由原來的3萬餘人發展到120萬；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已達91萬，民兵220萬；根據地遍布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人口近1億。
在此時，黨要處理遠比過去複雜的黨內外、國內外、敵、我、友等多方面關係，面臨著繁重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為了很好地指導中國革命，黨的領袖人物注意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撰寫了一大批理論著作。其中以毛澤東最為突出。《毛澤東選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這一時期寫的。毛澤東的一批重要論文發表，從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哲學等方面，對中國革命經驗作出了系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
同時，延安的其他領導者，包括曾經犯過錯誤、受過批評的同志，在思想理論上也十分活躍，寫出了一批很有影響、很重要的著作。如朱德的《實行對日作戰》（1937年7月15日）；劉少奇的《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的報告提綱》（1937年11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論黨》等；周恩來的《怎樣進行持久戰》（1938年1月）、《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等；張聞天的《出發歸來記》；王稼祥的《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晉察冀根據地領導人聶榮臻寫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總結了抗日根據地經驗；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撰寫了《論公營商店》等研究經濟政策的文章。這些都促進了黨的理論繁榮，說明延安群星璀璨。
歷史進入20世紀40年代前期，黨的一些理論工作者和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感覺到，需要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給以適當的命名和正確的評價，以增加黨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怎樣命名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以最傑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來命名的，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這個名字。
1941年3月，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了《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提法，並指出毛澤東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他說：「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根據於中國黨長期鬥爭豐富的經驗，根據他對中國社會特質及中國革命規律性深邃的認識，在中國革命諸問題的理論和策略上，都有了許多不容否認與不容忽視的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1942年7月1日，毛澤東的老戰友朱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們黨已經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理論。他說：
「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下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正確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並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
還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且善於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
1943年7月4日，劉少奇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一文中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這一概念。
第二天，即7月5日，王稼祥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在為紀念黨的22周年誕辰而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鬥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鬥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
「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什維主義。」
7月16日，周恩來由重慶回到延安。8月2日，中央辦公廳組織隆重的歡迎會。周恩來發表演講，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1942年7月，張聞天高度稱讚了毛澤東。他說：中國革命過去的歷史證明，有了毛澤東的領導，革命力量就會逐漸壯大，就會逐漸走向勝利，就會轉危為安；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即不聽毛澤東的意見，或反對毛澤東的領導，革命就會遭到挫折，就會轉勝為敗，就會從勝利走向困難。
博古也於1943年7月13日發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讚揚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舵手」，表示將更緊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戰鬥！
這表明毛澤東已得到全黨的衷心擁護，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是一桿耀眼的紅旗，代表著中國革命理論的最高水平。
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由王稼祥明確提出後，逐步為黨內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鄧拓主持編輯出版了5個分冊的《毛澤東選集》。這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套《毛澤東選集》。
對此，毛澤東表示了他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澤東50歲生日。延安的一些同志想為他祝壽，並同時提出宣傳他的思想。凱豐把這個意見報告給毛澤東。
毛澤東複信凱豐，明確反對做生日。對於宣傳其思想，他誠懇地表示：「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做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默認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但他堅持毛澤東思想「不是我一個人的思想，是千百萬先烈用鮮血寫出來的，是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
1944年年底，英國《新聞紀事報》記者·斯坦因來訪，毛澤東在接見他時說：
「我也是一個小學生，一個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取得戰爭的勝利與和平的話，則群眾的觀念和經驗，必須成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老百姓可以教導我們很多東西。我們的任務便是傾聽他們的意見，學習他們的經驗，洞悉他們的願望和批評，把他們所要的東西的總體規定下來，並把它作為政策交給他們。」
在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言說：「《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的缺點錯誤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七大的預備會議上，他又說：「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案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他進一步指出：「我們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會出來的人，只有這樣多的一點知識，這樣大的一點本領。說我毫無本領，一點也不懂馬列，那我也不同意。說我馬列主義成了堆，那也不是。」
關於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當時還有一種提法：「毛澤東主義」。
1942年2月，張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澤東主義」一詞。
1944年7月1日，蕭三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中，提出應用「毛澤東主義」來概括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戰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風這整個體系。
1948年8月13日，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表示：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看到電報後，立即於8月15日給吳玉章寫信，信中說：
「未元電悉。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
「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麼『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後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有害無益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
毛澤東堅持不提毛澤東主義，堅持不把自己同馬、恩、列、斯並列，認為自己僅僅是他們的學生，反映了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非常地謹慎、謙虛。在一片頌揚聲中，毛澤東能保持冷靜的頭腦，表現了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