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解決好張國燾的路線問題，王明又回國了。如前所述，王明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共產國際最高機構的領導成員之一，有「援助中共中央」的使命，加上「的確想當大王，邏輯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毛澤東又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
但是此時共產國際對與各國支部的關係的觀念有所轉變。在3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蓬勃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其中，各國有各國的特殊情況，共產國際很難再實行統一領導。
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指出：「考慮到莫斯科要在一切問題上有效地領導處於各種不同情況下的共產國際的65個支部，是不可能的。」在1935年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會上，明確提出反對宗派主義、清談主義、教條主義、書獃子、引證專家等傾向，要求幹部做到「在複雜環境中獨立把握方向」。這種思想的確定對毛澤東大大有利。
同時，1935年以後，中共加強了與國際多渠道的聯繫，關於毛澤東的正面信息源源不斷地傳遞到莫斯科。如1935年5月陳雲去蘇聯彙報紅軍長征初期情況和遵義會議有關情況；1935年1月回國的林育英（張浩）不斷報告解決張國燾分裂主義事件的情況；1936年春共產國際派劉長勝攜帶電訊密碼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可以及時彙報中共的重大問題；1936年底王稼祥去蘇聯治病，向斯大林等彙報中共及紅軍的情況；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去共產國際彙報抗日方針。
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根據掌握的情況，在專門討論中共的方針政策問題時，作出了支持毛澤東的決定。這才有王稼祥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批評王明錯誤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
對此，毛澤東深有感受，他曾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自此，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得到全面貫徹執行，毛澤東的聲望漸高。
而此時身為全黨總負責人的張聞天是個從善如流、光明磊落，有著很好的民主作風的領導。
毛澤東曾詼諧地稱讚說：洛甫是「明君」啊，能讓大家都充分地發表意見。
遵義會議後，在常委分工上，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但較長時期內，中共中央文件多是以「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或「洛、毛」名義簽發的。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團結和協調中央各種力量，在重大問題上吸收毛澤東的正確戰略和策略思想，對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黨內不再設總書記，由洛甫、毛澤東、王明等組成書記處，張聞天不再被稱為總書記，但仍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王明爭權而形成的「一山二虎」形勢下，張聞天支持了毛澤東。
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召開，遵照共產國際關於「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指示，張聞天提出，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
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繼續擔當下去。但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實際上被確認為黨的最高領袖，豁達明智的張聞天主動提出「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
1942年初，整風運動開始後，「為了不阻礙毛主席整風運動方針的貫徹，同時為了使自己多多同實際接觸一番」，張聞天離開了延安，離開了「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崗位，去農村作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