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大會上作報告。他聲色俱厲地說：「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無論青年人、中年人，無論是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的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再不要為敵人第五縱隊服務了！……共產黨是歡迎一切失足的人變為抗日救國的中國人，每一個失足者都變為改過者。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時還可以從容地去救，如果是漲大水的時候就要搶救，這是不說也懂得的簡單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來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卻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我們號召來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了這個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最後，他說：「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分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為了搶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為了鎮壓特務，我們又有鋼鐵的意志，如果他們堅持，不願改悔，甘為敵人第五縱隊服務，那我們必須以嚴厲辦法堅決鎮壓之。」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搶救失足者》報告。窗外艷陽高照，聽報告的人卻意識到這是「新的恐怖信號」，心裡湧上陣陣寒意。
康生講話後，「搶救失足者運動」席捲延安和整個邊區。一向生氣勃勃、充滿著團結互助氣氛的延安城，籠罩上了混亂和不安的陰雲。所有的機關、學校、團體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會」、「控訴大會」、「搶救大會」、「規勸會」等各種會議夜以繼日，出現了「搶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來的「國特」、「日特」、「復興社」、「漢奸」、「叛徒」、「紅旗黨」、「壞人」等多如牛毛，各單位各機關都有。一時間，全國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清出的「特務」等竟達15000餘人。有的單位除少數人外，幾乎全成了「搶救」對象。中共中央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餘人，便抓了170個「特務」。關中師範參加整風的88人中，挖出62個「特務」。綏德師範挖了230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延安警衛團竟然有80%以上的「國民黨特務」。
特別令人不解的是，這些「特務」所坦白出來的「來歷」及「罪惡活動」，離奇古怪，不可思議，有的和小說故事差不多。
綏德師範一個16歲的男孩，名叫馬逢臣，在「坦白」大會上，手提一包石頭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務機關訓練的特務，而且是石頭隊隊長，專門用石頭殺人。
另一名叫劉錦梅的女孩，年僅14歲，「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受特務指使，用美人計拉攏腐蝕黨員幹部。
……康生是何許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導演了一幕紅色恐怖劇，把一個朝氣蓬勃的紅都變成人人自危的場所。
康生，原名張宗可，字少卿，山東膠南人，1925年入黨，1930年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1年赴蘇參加共產國際工作，1937年11月與王明一道回國。在蘇聯時康生原本對王明亦步亦趨，而到延安後，他先是耍兩面派，後又見風使舵，做出對毛澤東忠心耿耿與王明作鬥爭的樣子。在延安，康生擔任了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社會部部長，掌握了教育、審查幹部的一部分權力。因此，在整風運動中，他當上了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澤東）。
擔任總學委的負責人後，康一心想做出點成績，藉機撈點政治資本，好向權力上層擠進。而康生惟一擁有的就是在蘇聯學習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經驗。
在他赴蘇時期，正是蘇聯肅反擴大化嚴重泛濫的年代。在斯大林「關於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就愈多」的錯誤理論指導下，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內的大批幹部被扣上「反黨分子」、「特務」、「外國間諜」、接受「外國津貼」等罪名，慘遭殺害。最後，連執行肅反任務的許多「契卡」人員也未能倖免。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這些統統作為正面經驗接受下來。回延安後，康生如法炮製。1938年1-2月間，他曾發表文章，信口雌黃地說陳獨秀等人是「日本姦細」，說陳獨秀從日本每月領取300元的津貼。
整風開始後，康生抓住王實味事件作文章。
人們都知道，延安整風的主要目標是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整頓三風，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黨的歷史，學習整風文件，統一全黨認識。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
整風開始後，黨內發揚民主，發動大家提意見，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意見特別多。王實味在寫《野百合花》之前，就給毛澤東上書，批評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貧富不均，貴賤有別」等等。在延安街頭出現的名叫《輕騎隊》的壁報，貼在大路上，內容也是批評等級制、不民主這些問題。
當時，延安物資匱乏，對領導幹部給予適當的物質照顧是合理的，作為知識分子幹部應該理解；而個別不合理的地方，廣大青年幹部提意見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幹部來自五湖四海，當時延安的新老幹部之間，根據地黨組織與來自敵後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之間、工農幹部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之間存在著一些矛盾。青年知識分子幹部一提意見，有些老幹部卻產生猜疑，認為是沖著共產黨來的，是反對黨的領導。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木給王實味寫信，批評他「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動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見的立場和方法，不要走偏。
再如《解放日報》文藝欄曾登過一篇作家馬加寫的小說《間隔》。小說寫了一個老幹部、游擊隊長喜歡一個從城市來的女學生。但他那種簡單、純樸、粗魯的愛使這位女學生害怕，他們中間有很大的間隔。這篇小說引起老幹部的不滿，編輯部作檢查，在整風中一再受批評。
諸如此類都產生了矛盾。
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極端民主化和自由主義傾向，引起了中央的極大重視，並對這一傾向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認為「小資產階級的歪風，影響很廣，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風運動納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整風矛頭首先對準了青年知識分子中的這股歪風」。
王實味寫作《野百合花》、《政治、藝術家》等雜文，帶頭反對院長，主張全院大會民主選舉，成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單位召開揭發批判王實味大會。會上有人揭發王實味講過「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以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當時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話。加上過去王實味又曾與托派分子有過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王實味被扣上了三頂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被開除黨籍，被捕入獄。
這是把思想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典型範例。
最無辜的還是成全、王里夫婦和潘芳、宗錚夫婦。王里、宗錚是復旦大學的校友，在延安有來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時認識王實味，王實味與宗錚夫婦是近鄰，彼此有些接觸而已，他們卻因此和王實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王實味事件的發生，進一步影響了黨中央關於整風指導思想的變化。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澤東彙報，情報顯示，蔣介石正乘機而動，準備從軍事進攻和內部破壞並舉，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來，國民黨讚揚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傾向，並利用黨內自由主義乘機開展特務活動。
40年代，國民黨一再製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主張：「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要反對。」毛澤東聽了彙報後表示：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幹部鑒定，對幹部的思想和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
6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中直、軍委、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
的確，在整風前和整風期間，陝甘寧邊區發現了壞蛋——邊區保衛部門破獲了一些特務案件。
當時著名的特務案件有「軍統局漢中特務偵察訓練班」一案。戴笠於1939年底在陝西漢中縣陳家營村開辦的一個特務訓練班，兩年左右訓練了幾百名特務，其中派往陝甘寧邊區的有40多名。其主要任務，是打入我要害部門，刺探情報，進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