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到來，給貧瘠、荒蕪的黃土高原帶來了文化的繁榮，給延安文藝帶來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丁玲，是抗戰前夕第一個從大城市到達陝北的著名作家。她一出國民黨的牢門就來了陝北。
毛澤東曾問她打算幹什麼，丁玲回答說要當紅軍。毛澤東說：「好哇，還趕得上，可能還有最後一仗，跟著楊尚昆他們領導的前方總政治部上前線去吧！」丁玲便隨紅軍去了隴東前線。
抗戰爆發後，1937年8月，丁玲在延安組織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用他們的筆，用他們的口與日本打仗。
前線）9月22日，「西戰團」即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赴山西抗日前線，並轉程西安進行宣傳，於944年5月才勝利返回延安。
丁玲自己寫過不少以人民軍隊將領和群眾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很受毛澤東器重。毛澤東曾為丁玲寫了一首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8年3月，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來到延安。他和光未然合作，僅用幾天時間，就創作了《黃河大合唱》，唱出了民族的抗日精神，顯得大氣磅礴。5月11日，首次演出，擠在人群中的毛澤東聽後，連聲叫好。周恩來則欣然命筆：「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後來，重慶一家報紙評論這首唱遍全國的抗日歌曲：一支大合唱，頂上十萬毛瑟槍！
一些劇社演出《亡國恨》、《鐵蹄下的同胞》等節目，台上台下的哭聲融成一片。
總之，延安的文藝戰士創作了許多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能鼓舞鬥志的作品，光是影響較大的歌曲就有《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抗日戰歌》、《生產大合唱》、《到敵人後方去》、《前進歌》、《大刀進行曲》等。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特別重視延安文藝隊伍的建設。毛澤東認為，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需要有多種多樣的戰線，這有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取得革命的勝利，除了要依靠拿槍的軍隊外，文化的軍隊也是必不可少的」。
1938年，由毛澤東、周恩來等發起，以已故的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
在成立大會上，毛澤東說：我們有兩支文藝隊伍，上海亭子間的隊伍和山上的隊伍，匯合到一起來了。我們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要好好地團結起來，進行創作、演出。要下去，下到人民群眾中去，無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到革命鬥爭中去，學習人民的語言。
他說，《紅樓夢》里有個大觀園，大觀園裡有個林黛玉、賈寶玉。你們魯藝是個小觀園。你們也就是林黛玉、賈寶玉。但是，我們的女同志不要學林黛玉，只會哭。我們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會唱歌、會演戲，將來還要到前線打仗。抗日根據地就是大觀園。你們的大觀園在太行山、呂梁山。
魯藝建立後，按照毛澤東指引的文藝方向培養了大批的文藝人才。
一大批文藝青年湧向延安，在促進延安文藝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這就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種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在未和新的群眾結合之前，大多數知識分子仍保留著舊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習慣，甚至一言一行都和群眾「格格不入」。
在文藝工作者如何和實際結合上，許多人還缺少這根弦。如部分院校、劇團不顧客觀條件，群眾需要，上演了許多大、洋、古裝戲。中國戲如《日出》、《雷雨》、《蛻變》、《北京人》、《李秀成之死》等，外國戲有《欽差大臣》、《偽君子》、《慳吝人》、《求婚》、《蠢貨》。這些戲的上演，對活躍文化生活，開闊視野，都是有益的，但是在敵後去演這些戲就不太合適。一是群眾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二是戲的道具多，往往一台戲的道具要派許多民夫搬運，遭到敵人掃蕩時，還要派部隊擔任保衛掩護任務，很麻煩。
文藝創作上存在一些閉門造車、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現象。如魯藝戲劇系第三屆學員劉因寫的一個名叫《中秋》的多幕劇，設想了一個敵後生活故事，哪知道與實際生活相差很遠，演出後，群眾看了很不滿意，有的人甚至罵起來。
知識分子也不太樂意與工農群眾交往。魯藝的教員周立波曾說：
「魯藝的院址是在離城十里的橋兒溝，那裡是鄉下，教員的宿舍，出窯洞不遠，就有農民的場院。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毗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裡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4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里去過一次。」而且這種情況，「別的文藝團體里，也不在少數」。
當時，文藝界的宗派主義也很嚴重。70年代末，周揚在接受訪談時說：「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宗派主義。」兩派互不服氣，打無原則的筆墨官司，不能擰成一股繩，形成一支團結統一的力量。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為中堅力量，寫作了一批「暴露黑暗」的雜文。
1942年3月7日，丁玲為《解放日報》紀念三八節連夜趕寫了《三八節有感》一文，文中把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為女同志鳴不平的情緒統統發泄出來。
接著，延安中央研究院編譯室的特別研究員王實味連續推出了《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兩篇文章。
王實味是個翻譯家和作家，1925年考入北大，1926年入黨，翌年與黨失去聯繫，1937年重新入黨，10月進延安。在前文中，他說：
「舊中國仍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同盟軍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正是這種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我們「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
在《野百合花》一文中，一心埋頭翻譯馬列經典、什麼嗜好也沒有的王實味，將延安成立俱樂部，周末唱戲、跳舞的娛樂與前方將士拚死疆場的悲壯對比，憤怒異常，指責為「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他論及延安生活中一些領導不愛群眾，延安存在等級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認為延安雖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把黑暗消減至最小限度」，在艱苦的革命歲月，反對一些「不見得必要與合理」的地方。
在文章中王實味說，上述現象「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們有鏡子的作用」。
但後來國民黨把這些「有偏頗、有誇張」的文章彙編成冊，作為了反共宣傳材料，產生了不良後果。
1942年春，這種「針對自己」「暴露」的雜文，在《解放日報》副刊上大量出現。而與此同時，中央青委在文化溝創辦的《輕騎隊》，邊區美協的《諷刺畫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三種壁報上，都針對延安殘存的某些弱點，進行嚴厲批評，曾轟動一時。
中央研究院為配合整風出版的壁報《矢與的》創刊，歷史學家范文瀾在發刊詞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
整風會上，王實味言詞激烈，帶頭反對院長李維漢提出的各級領導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的意見，主張由全院大會選舉產生，贊成他的意見的佔3/4，結果檢委由群眾民主產生。在壁報上，王實味發表署名文章，繼續批評李還保留著黨內家長製作風的殘餘。
這在黨內和文化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前來參觀的人川流不息。王震看後很不滿意，說：「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王震馬上找毛澤東反映情況，毛連夜挑燈去看了壁報。回來的路上，他對隨行人員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面教材。這樣我們就有了思想鬥爭的對象。」
負責文化戰線整風運動的毛澤東一直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一切工作都